◆事件背景◆

  1948年11月28日，从北驰援徐州的黄百韬兵团已于6天前被我军全歼，而从南北进徐州的黄维兵团12万人马正被我军团团围困在宿县双堆集周围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动弹不得。徐州被我军包围，已成一座孤城，求援无望。

  28日上午，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奉命乘飞机到南京国民政府向蒋介石汇报战局。杜聿明表面上的理由是“黄维兵团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之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实际上，杜聿明欲借黄维兵团牵制我军之际，牺牲黄维兵团，救出徐州各部队。

  无论是什么原因，获蒋介石应允后，从11月28日开始，徐州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但撤退时极其混乱，倒像打仗失利后的“大逃亡”。

  斗智斗“谍”

  我军统帅运筹帷幄

  同是1948年11月28日，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毛泽东正在思索国民党军队可能的撤退方向。

  淮海战役，我军参战兵力60万，国民党军队参战兵力80万。但如果继黄百韬兵团之后，黄维兵团再被歼灭，双方兵力对比就成了60万对30万。杜聿明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会守。那他会往哪个方向撤退呢？毛泽东估计杜聿明的撤退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东南面的淮阴、淮安地区，那里我军的兵力比较薄弱，国民党军队撤退后可以拱卫南京；另一个是西南面的武汉，那里是华中“剿总”所在地，撤出部队可以与白崇禧的部队靠拢。28日夜，毛泽东即发电给淮海战役总前委，提醒注意杜聿明的逃跑。

  在一线指挥作战的粟裕，也敏锐地判断出敌人要逃。至于逃跑的方向，粟裕决定召开华野“前指”（前线指挥部）委员会会议，集思广益，共同探讨。

  在双方统帅研究战争形势、判断对方动机的同时，一场更加诡秘的间谍战也在悄悄上演。

  11月28日，杜聿明在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局。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是我党谍报人员。在蒋介石召开的由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顾祝同、国民党最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刘斐等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上，郭汝瑰进行作战形势分析。郭汝瑰向国民党军队将领宣讲的，正是毛泽东估计的第一个方案，让徐州守军向徐州东南面的淮阴、淮安地区撤退。

  毛泽东不在现场，不熟悉徐州东南面的地形，而郭汝瑰深谙徐州东南地貌。徐州东南的淮阴、淮安地区，沟河遍布、根本不利于大兵团转移。郭汝瑰正是想让杜聿明向东南方向转移，以利于我军歼敌。

  据杜聿明后来回忆，淮海战役期间，他已经对郭汝瑰有了怀疑，但苦无证据，没有向蒋介石打“小报告”。

  郭汝瑰作报告时，杜聿明拍案而起：“如此河流错综复杂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

  郭汝瑰此计破产。

  杜聿明随后单独到小会议室向蒋介石一人汇报，兵团向永城方向撤退。

  为了迷惑我军，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故意通过间谍“遗失”绝密情报，称徐州守军向连云港转移。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获得这一消息后，特向华野“前指”发了一份军情通报：敌有向连云港逃跑的企图，估计敌向连云港、两淮逃跑的几率为大，必须马上有所准备。

  粟裕分析，敌人如逃向连云港，迅速解决3个兵团的船只、码头比较困难；如果逃向两淮，要经过水网地区，大兵团无法转移；敌人极可能沿津浦路西进，进而向南，一救黄维，二守淮河。

  可是，军委的军情通报又让粟裕左右为难。如果判断失误，误了战机，可能导致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成功脱逃，影响全国解放大业。

  后经“前指”委员会讨论，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签署电报，向军委报告了华野“前指”对敌情的分析和作战部署。

  1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回电粟裕，称“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

  当天下午，华野谍报人员获得情报：敌将取永城南下。

  地形地貌分析、敌情分析、集体研判、军委认可，粟裕始终坚持敌人将向永城方向撤退的意见，并迅速调派兵力，准备对撤退之敌围追堵截。

  提前泄密

  敌军撤退乱作一团

  11月28日晚，杜聿明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以及高级幕僚举行绝密会议。杜聿明在会上对佯攻部队、掩护部队、撤退时间及烧毁档案、破坏战机，甚至拆掉通信线路都进行了详细部署。

  会议结束时，杜聿明特别强调，此次行动要绝对保密，务必使大军撤退得神不知鬼不觉。如有泄密者，军法从事。

  可是，会议结束还不到半个小时，徐州城就乱了。

  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的要员纷纷挤到飞机场，准备撤退。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竟然也被耽搁，差点走不成。

  平时本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可当夜的徐州一片沸腾，脚步声、吆喝声、车辆轰鸣声，不绝如缕。当夜11时，徐州火车站就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几个火车头被炸碎。杜聿明部署任务时，是当大军撤出徐州后再将火车头炸掉，可是，大军还没开始撤，工兵营就提前把火车头给炸了。

  撤退会议上，杜聿明曾命令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将徐州市各公、私银行的现金集中起来，全部运走。可是，谭辅烈会后带人“拉钱”时，却发现徐州城内的所有银行全部人去楼空。

  就是泄密也不能泄这么快啊？！杜聿明非常震怒。后来，谭辅烈告诉他，银行现金大概都是飞机运走的。杜聿明这才明白，对于蒋介石来说，钱就是命，为了钱，蒋介石连泄露军情都不顾了。那些钱，是蒋介石派人运走的。

  29日晚，按要求应该赶到萧县的李弥第13兵团先遣师，到30日早晨才赶到萧县。按计划应于30日对解放军进行佯攻的孙元良第16兵团，根本没有进攻，而是退守到孤山集一带。30日晚，各兵团开始撤电话线，竟然先把“剿总”指挥部的电话线给撤掉了，害得杜聿明直到12月1日撤退时都无法电话指挥。

  12月1日，杜聿明撤退时，徐州城内乱作一团，汽车、马车、人流，拥挤不堪。杜聿明的车子走了大半天还没有走出徐州城。因为拥挤，杜聿明“剿总”指挥部直属部队竟然将撤退道路搞错了……

  对国民党军队逃窜时的狼狈相，当时的新华社记者阎吾作了如下记载：

  在徐州西南萧县到皖北亳州的公路上，遍地丢弃着蒋军的公文、花名册、书籍和国民党党员证。许多满载各式弹药的辎重车和数十辆完好无损的美造大卡车也因开走不及，在公路上被我军缴获。在许多蒋军丢弃的背包中，装着他们刚从老百姓家中抢来的地瓜和高粱窝窝。蒋军第5军独立团4连士兵张超尤被慌乱逃跑的坦克压断了腿，他说：“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只是没头没脑地逃命！”一路上，蒋军坦克、汽车、人马夺路逃奔，自相践踏。他指着路旁一具尸体说：“这是被坦克压死的自己兄弟！”

  亲历乱局

  被挟学生追忆当年

  虞城县利民镇今年76岁的申金玉，1948年冬就读于当时的虞城县初中。作为学生，申金玉曾被国民党政府挟持。

  1948年11月8日虞城县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大搞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地主将被绞死、学生都得被杀等。同时，国民党政府通过花钱雇学生进行内部“策反”，说学生只要去了南京，就可以游山玩水，还能升官发财。受此影响，虞城县初中100多名尚未毕业的学生被集合起来运往徐州时，都没有反抗。

  刚到徐州时，申金玉等人与其他从周边拉来的学生被安排到一个叫坝子街的小学里。第一天，他们拿着学生证，还能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办的江苏学院领到3元票券，3元票券可以买几个馍。可是到了第二天，3元票券就只能买到一个馍了。而第三天，他们就找不到发票券的人了。战事一起，国民党政府官员都自顾逃命去了，他们这些被挟持的学生就没人问了。国民党政府鼓吹的对流亡学生管吃、管住、管上学完全是鬼话。

  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他们纷纷走上大街进行反欺骗、反饥饿游行。当时，有不少学生被饿昏在大街上。那天下午，申金玉及虞城县初中的其他几十名学生被驱赶到一个车站，车站内净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小姐们，你拥我挤，争着上车，学生们根本上不去。等待上车时，申金玉等人发现天桥南边有几具被轧死的尸体，无人过问。看到那种场景，有的学生竟被吓得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有铁路工人（可能是我地下工作者）走到他们身边，小声对他们说：“徐州城内就要打仗了，你们赶快回家吧。”他们含着眼泪说：“我们已经饿了几天，身无分文，咋回家啊？”那几个铁路工人将自己的口粮分给了他们。每人吃了一个饼子后，他们开始沿着铁路往虞城赶。

  走了一天后，申金玉等人碰到了解放军，他们被送到一个村庄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一位腰里挎着“盒子枪”的解放军向他们讲政治，说他们跟着国民党流亡是上当了，赶快回去好好学习，将来解放了为群众工作，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