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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被电视上一句“有文无化”的感叹深深触动到了。细细体味,觉得这表达很有思想。
“有文无化”,当如怀抱金碗没饭吃,这是一种痛,是文化之痛,也是发展之痛。但痛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砥砺。警示催我们自省,砥砺促我们前行。
11月6日,中国·夏邑上古古都研讨会在华驰粤海酒店召开。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伏羲文化学会副会长何光岳,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世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盛璋,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豫秦,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中国伏羲研究会理事王大有,河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玉洁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确认夏邑为中国“上古古都”、“华夏祖地”。
夏代“少康中兴”在夏邑,专家力举大量文献记载,确凿无误,毋庸置疑。我们欠缺的只是实物遗存,但商丘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和佐证。翻开历史,我们竟这样惊奇。
历史的掩埋究竟有多深?商丘地下还埋藏有什么?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离世前曾痛惜地感叹:“商丘地下有宝,不探出来,我心不甘啊!”但要翻开地层,的确不如翻开一本书这样容易。
新近,中国被提为“文化中国”,河南被提为“文化河南”。而商丘被提为“文化商丘”,已是几年前的事。发展文化不会停滞,因为前行不能没有精神。
然而做文化,如做汤斌,规避“有文无化”,确是智慧和指引。
躬行践履 德厚文胜
我们能否躺倒在历史上笑傲天下?
二月河曾经很诚恳地说过,商丘文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要领先南阳20年,今天要落后南阳20年。这不是袖手作壁上观,而是冰心玉壶的鞭策。
中国历史上,商丘文学几度站在峰巅,庄子至今无人超越,孔子的思辨让世界仰望,三百里梁苑倾倒天下骚客,江淹妙笔生花,吕坤一个人的呻吟一个国的福音,侯方域二十文章惊海内,所结雪苑诗社是三百里梁苑的辉煌重温。
商丘文学的昨天是辉煌的,我们可以躺在上面自豪,不可以躺倒身子自足。当思传承与超越,在厚德与胸怀上传承,在国家与民族的高度上思考,在文化与人性的意志上表达。
历史上对商丘文学的贡献,汤斌可以和江淹、吕坤等同日而语。清代散文学家方苞称赞他:“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
“能使此心无魏晋,寰中处处是桃源。”这是汤斌《桃花源》诗中的句子,此诗曾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汤斌一生以学问治天下、以学问辨是非、以学问教后辈,是卓然有成的文史学家和理学大家。著有《汤子遗书》10卷,《续编》2卷,《明史稿》20卷,《洛学编》4卷等,总百余万言,在清代思想文化史、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理学上,汤斌不但是创新者,而且是实践者。汤斌以孙奇逢为师,学习宋代诸儒的书。作为康熙年间的“理学名臣”之一,他创建有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他曾说:“对事物要穷究其中的道理,如果囿于事物表象而不悟,对事物的了解,是既支离破碎,又不得其本质;如果离开具体事物而又求了解它,实际上是毁掉了自己的视听,同样是虚妄不实的。”他认为教育人,“必须先弄清义和利的界限,慎重对待诚与伪的关系,研究真正的经学、真正的道学”,否则将讲论和实践分离,对社会风尚的形成,百害而无一益。
汤斌理学最突出的特点和贡献是讲求伦常日用,重视人的中心地位和身体力行的践履。对于宋儒以来的理学传统,他主张兼容并蓄,平和公正,尊崇程朱,也不鄙薄陆(象三)王(阳明)。在宇宙本体论上,他认为宇宙为气,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在修习悟道的方法论上,他主张慎独居敬,时时体察,刻意内省,从而穷理尽性,格物致知。
汤斌一生力倡正学、躬行践履,并把自己的理学思想与为人处世、做官行政紧密结合,所以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和民众的拥戴,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古人做文章,崇尚文以载道:“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很大程度上讲,“道”即是“厚德”,是自然之“德”,更是人文之“德”,做文章,就是明是非,讲道理,启心智。
打着“民族气节”抨击汤斌的古人、今人,其对“民族”与“气节”的认知,真的就脱离了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嫌疑了吗?
汤斌虽跻身于大清的政治舞台,却一刻不曾丢掉为官的原则。并非某些指责的那样,屈膝逢迎,一副奴颜媚骨。他被授国史院检讨时,朝廷正讨论修《明史》。一段敏感的亡国史怎么修?一批硬骨头的明遗臣怎么记?唯唯诺诺者岂敢有观点?有分辩?这样的时候,汤斌不仅有观点,而且有谏言。他根据皇上的诏书进言说:“《宋史》在元朝至正年间修撰,然而不避讳文天祥、谢枋得的忠诚;《元史》在明朝洪武年间修撰,而同样记载了好礼、巴颜布哈的建议。顺治元年、二年间,以前明朝的臣子中有为保全志节而宁死不屈、临危献身的人,不能一概以反叛来记载,应该命令纂修各大臣不要瞻前顾后,顾虑太多。”
巡抚任上,苏北大水灾,灾民成千上万拥进苏州城,秩序混乱。正好康熙南巡就要到达苏州。两江总督等官员见苏州城里灾民沿街搭设简陋房屋,便下令拆毁民居以拓宽皇帝车驾通过的御道。汤斌知道了,立即予以劝阻。康熙车驾进入苏州城区,发现车驾很难顺利通过,大为恼火。汤斌面奏说:“圣明天子是最关怀、体贴民间疾苦的,所以才要南巡。如果仅为了一时通行而扩充街道,令民众没有住所,这可不是当今皇上的本意啊!”
严谨做学问,刚直不阿做人,可以说,有汤斌这样的人,才有了可信的《明史》。
汤斌一生三入史馆、两任总裁,为《明史》这部优秀史书的问世付出了辛劳,作出了贡献。他还非常重视地方志乘的搜集、编纂和刊刻,任职赣南时,曾主持刊印《赣州府志》;归里后更直接主持《睢州志》的纂修,执笔写下《睢阳耆旧传》《风俗志》《遗事考》诸篇。
实心任事 德厚官正
汤斌官至内阁学士、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等,却能众浊独清,为官一生,力践官道。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他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
汤斌被康熙认定为“实心任事”的官员。德厚官正,当下讲廉政建设,汤斌仍是楷模。
《谐铎卷三》上记载有康熙年间汤斌的一则轶事。说是南昌的一位年轻人,一天经过京城延寿寺街,看见书铺中一个少年买《吕氏春秋》,恰巧有一枚钱落在地上,这年轻人暗中用脚踏在钱上,等少年走后俯身拾起。旁边坐着一位老翁,盯着看了很久,忽然起身问了年轻人姓名后,冷笑一声离去。后来,这个昧心“俯拾”一枚钱的年轻人,以监生的身份赴吏部应选,得到江苏常熟县县尉的官职。赴任之际,他到巡抚衙门请求谒见汤斌,结果“十谒不得见”。年轻人欲问根由,有人出来传达汤斌的话说:“你不必前去赴任,你的名字已经写进弹劾的奏章了。”年轻人问:“大人弹劾我什么罪?”回答:“贪钱。”年轻人思忖:“我尚未赴任,怎么会有赃证?一定是弄错了。”急忙请求当面陈述。传话人进去禀报后,又出来传话说:“你不记得从前书铺中的事了吗?当秀才时尚且爱一钱如命,今天侥幸当上地方官,能不探囊胠箧,为纱帽下之劫贼乎?请你马上解下官印离开,不要使当地老百姓因为你的贪污盗窃而受苦痛哭。”
因贪一枚钱,还没到任就被汤斌弹劾罢了官。是汤斌小题大做?还是不够通融?一个官员的个人节操至关重要。为官者如果心存贪欲,就难免徇私舞弊,由贪一钱而一发不可收,以致变成“纱帽下之劫贼”,祸害百姓。显然,是汤斌善于察人,严格把关,才避免了这等人“带病上任”。
汤斌从进入仕途之日起,一直克己省身,依靠俸银作为全家生活的来源。清代的官秩最高级别为正一品,年俸也不过 180 两,对于千里做官不为财的清官来说,只有国家发给的这些薪水收入,他们所过生活必定是清苦的。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岭北道任职时,几乎不沾荤腥,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岭北道的驻地赣州曾有人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
汤斌出任江苏巡抚,职重位显,独当一面,但他不谋私利、不图享受,坚持过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又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百姓心中有杆秤,他们也曾给贪婪成性、作奸害民的前任巡抚余国柱起过一个“余秦桧”的绰号。平民百姓总是善于用极其简练而又非常朴实的语言,表达自己爱憎分明的感情。
乾隆元年,汤斌入祀贤良祠,谥号“文正公”。清代有“文正”谥号的大臣共八位,汤斌居于曾国藩、刘统勋之列。道光三年从祀孔子文庙。今商丘宁陵己吾城村村南,尚存汤斌墓,这个家族墓地埋葬着汤斌和他的四个儿子、一个侄子。今商丘睢县城内有汤斌祠,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商丘市博物馆内现保存有《汤斌墓志铭》。
“驯静奴隶”,出自近代邹容《革命军》一文:“人中虽贤如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之驯静奴隶,亦常招谴责挫辱,不可响迩。”怎样看待“驯静奴隶”?当社会浮躁,迎合功利之风日盛,当对历史文化的戏说、歪说不一而足,我们的确要从更深层次上反思、深思这样的问题。
问元芳,不如问前行的历史。
历史的前行,如同黄河的流淌。一条河,甚至长过一个国家的历史,她像母亲一样哺育我们这个民族的同时,也埋藏和毁灭过我们的家园、田地和文化。但认知与观点总是辩证的,一分为二,不容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