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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逢商丘市豫剧院建院65周年，京九晚报总编辑张浩哲吩咐记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对商丘市豫剧院即商丘演艺集团的“前世”做些解读。历史的才是文化的，文化的，才是一个剧种传承上的坚实基石，创新上的不竭源泉。

  记者没有马上投入采访，因为想先于网上做一些豫东调的历史重温与再认知。不料先就看到了一场围绕豫东调的“掐架”。更没想到的是，这样一场“口水战”相对干净而又不失水准，无异于百家争鸣，或者说文艺之间的短兵相接，言辞凿凿，却是愈争愈明。“掐架”始于一位山东菏泽的网友抨击豫东调“土、俗，戏词土，曲调俗，完全没有豫西调的婉转清越或慷慨激昂，是没有艺术美感的”。之后便是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专业的或只为表达好恶的。专业的，多是关于豫东调起源、融合、传承、演员、剧目等的经典揭示。非专业的“好”与“恶”恰恰反映了豫东调有着怎样的群众基础，应做怎样的革新与突围。

  在中国，不同艺术门类之间还存在着借鉴和融合，何况是同门同类的艺术之间？中国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各类艺术之间多多少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53年，梅兰芳在上海观看马金凤演出的豫剧《穆桂英挂帅》，产生将豫剧《穆桂英挂帅》移植成京剧的念头，1959年，京剧《穆桂英挂帅》在北京人民剧场隆重上演。梅兰芳的成功，怕不能说只是一出剧目的成功移植，而没有两大剧种之间的融合和借鉴。

  如今的马金凤成为豫剧舞台上乃至中国梨园中一朵永不凋谢的“洛阳牡丹”。但了解豫剧历史的人们都会清楚地记得一点，马金凤理应是豫东调代表人物。1953年梅兰芳观看她的上海演出，她当时还是商丘豫剧团的骨干演员，代表商丘演出，1954年方随商丘豫剧一团援送洛阳。马老是商丘的骄傲，豫东调的代表，这一点连她本人怕也不想抹杀。必定饮水都要思源。

  2010年3月14日上演的梨园春节目中，作曲家朱超伦坦言豫剧的母调是豫东调，此后不少专家赞同这一论断。是不是母调，有多少母调的成分，谁说了算，因此来一场研讨式的论坛，任专家争鸣，由历史明断，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历史的需要，是文化的担当，是艺术的使命，而非狭隘的争端，蝇营的私利。

  豫东调是商丘戏曲的母调，这一点毋庸置疑。商丘演艺集团树立全国标杆的文化改革，得到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高度认可，这是一项文化的革新与突破，同时也是商丘戏曲的传承与创新。豫东调在这一场伟大的变革中是亮点，也是旗帜。

  豫东调的源起：

  “祥符调说”与“山东梆子说”

  百度百科说，豫东调的源起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开封附近的祥符调传入演变而成，但这种说法得不到证据的支持”。另一说是“山东境内的梆子在乾隆年间流入商丘，受当时商丘民风民俗、语言及乡土艺术的影响，迅速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河南高调——豫剧豫东调”。

  第一个版本的说法，记者倒是在剧作家张锡荣那里获得一种“呼应”。张锡荣在他《试谈豫剧豫东调》的文章中言及豫东调最早的家班可追溯到宋代，即高怀德家班。高怀德是赵匡胤的妹夫。后周世宗柴荣与赵匡胤、郑子明是结拜兄弟。柴荣驾崩后，赵匡胤陈桥兵变，先是废除柴荣之后的帝位，后杯酒释兵权杀害郑子明。高怀德统领归德军镇守归德府，私下里极其不满赵匡胤的“不忠不义”，于公元961年自建家班自娱。

  历史上的开封与商丘，两地历史与文化渊薮很深。尤其是大宋时期，商丘作为国都开封的陪都，堪称一座宜人宜居的繁华城，许多官员告老后选择在商丘安度晚年，像被中国画界历代名家题跋的名画《五老图》就是生动证明。以此看来，豫东调与开封祥符调不是流不流入的问题，而是有多少融合的“血缘”关系。建国后商、开分开，历史与文化才随之“你是你、我是我”。但其文化血缘终究难以“丁是丁、卯是卯”。

  但在商丘戏曲界，第二个版本的说法近乎“根正苗红”，因为两者地缘上最为接近，剧目多相同，早期大都以红脸和黑脸戏为主。著名的山东梆子科班大兴班、定陶东三义堂及曹县的三义堂班都曾在商丘地区演唱多年，在此培养了大量的豫东调演员，豫东调较为有名的演员孙照登、苗喜臣、黄儒秀、赵义庭均为山东籍，且为山东梆科班出身。

  无论哪种版本说，有一点毋庸置疑：豫东调“火种”来自他方，但根在商丘。它是外来戏曲在商丘得到充分融合后，才有了这一独具地域特色的戏曲派别，才敲定了“豫东调”这一名字，才有了豫剧剧种的“半壁江山”，或者说“根”。

  豫东调的融合：

  “科班纷呈”与“博采众长”

  豫东调的第一个大融合时期在清道光与光绪年间。那时豫东调的早期科班异彩纷呈。如府八班、夏邑三班、虞城刘家班、柘城县大公议班、永城县衙六班、十四科“六大班”。至民国期间，上述一些戏班仍有演唱活动。

  “六大班”各有令后世铭记的经典存留。如府八班清末至民国期间红脸刘娃（刘芝兰）与其饰演剧目《刘墉下南京》都著称于豫东；夏邑三班清代知名演员张建才为红脸演员，人称“戏状元”，红脸孙照登、唐玉成等拜师门下学艺，成为豫东调的著名红脸等。

  豫东调的二次大融合时期在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也是豫东调博采众长的辉煌时代。在当时的朱集（商丘）曾先后建立了杨家戏院、大舞台等演出场所，不少耳熟能详的豫东调戏班和演员都曾在这些剧场里演出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樊粹庭组建狮吼剧团，以陈素真、赵义庭等为首的一大批祥符调、豫东调演员为支援抗日前线在此募捐演出。1940年，商丘县人李文彪成立戏班，从开封请来著名演员吴碧波、李秀玲、侯秀真等，这些演员擅长豫西调与祥符调，一度与擅长豫东调的演员一起演出，互相取长补短。从此，豫东调博采豫西调、祥符调之长，尤其打破了原来“男扮女”的旧模式，女演员陆陆续续多起来，使艺术表演更加逼真。

  此后，豫东调继续“他山之借”，在演出实践中，逐渐吸收道情、二夹弦、曲剧、琴书等一些戏曲唱腔的精华，丰富豫东调的色彩。“革命样板戏”出现以后，京剧的一些唱腔也开始在豫东调中出现。

  豫东调远去的辉煌：名家名角与优秀剧目

  优秀的剧种，与深受群众爱戴与传颂的名家、名角、名剧目是分不开的。豫东调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旗帜”人物、精品剧目。

  名家名角上，有文字可考的早期传统豫东调主要代表人物有道光、同治年间的名旦李金昌，名红脸李金姹、郭大兴，名黑脸段德福。民国初年名红脸唐玉成（艺名红脸王）、李存伍（艺名羊羔子红脸）。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有赵义庭、马金凤等。

  上面介绍“六大班”的文字中提到一些，这里很有必要说说马金凤。马金凤，中国当代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虽然解放以后她一直在豫西地区演出，被称为“洛阳牡丹”，但她最早学习、主攻的却是豫东调，同时吸收了大量的山东梆子唱腔加以融合。她的演唱，行腔洗练、轻盈明快、俏丽活泼、字多腔少、韵味纯正。

  1953年，商丘和淮阳两专区合并，商丘专区有豫剧一、二、三团和越调剧团及杂技团5个专业的文艺团体。1954年，以马金凤、徐凤云为骨干的豫剧一团援送洛阳。1955年，越调演员申凤梅、豫剧演员邹爱琴、曲艺演员邢玉霞都曾代表商丘戏曲出席河南省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64年，商、开分开，豫东调与祥符调“血缘”貌似分开。1965年商、周分开，越调剧团分给周口。

  历史上，豫东调的名剧目影响最广的，数1963年张宇瑞编剧的现代戏《社长的女儿》，在北京演出多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众多专家学者观看，全国200多个剧团移植。《人民日报》刊文《一出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戏 河南观众喜爱豫剧〈社长的女儿〉》记载了当时的盛况。

  豫东调再现的新辉煌：“全国标杆”与“梅花突破”

  2006年下半年，商丘市整合文化资源，以商丘市豫剧院为龙头，将21家文化企业组建成为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型文化经营实体，这就是商丘演艺集团。其开创性的改革经验被称为“全国首家”。

  2007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视察商丘演艺集团时指出其改革创造的经验“路子正、方向对、效果好”，其后作为典型经验被中宣部改革办编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70例》一书，在全国推广。

  改革后的商丘演艺集团不断推出精品，以精品赢得观众、赢得市场。2005年，他们新编大型古装豫剧《浣纱记》一举夺得河南省文华大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2010年，他们又将新品《花木兰》演到北京，演到台湾。在台北、高雄两市亮相，引起了台湾观众的强烈反响。

  2008年，时任商丘演艺集团总经理的陈新琴摘得第二届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商丘演员在全国获得的最高荣誉。陈新琴和她的“梅花奖”创造了商丘戏曲的历史。

  行笔至此，记者再次回想起那一场干净而又不失水准的“掐架”来，巧遇一场非专业“文艺争鸣”的收获，不止在豫东调历史的、现代的珍贵记忆上，还有一些迷津似的思考。

  张浩哲总编当初布置这个选题时，一再强调发掘豫东调的“非遗”意义。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景亮撰文《豫东调的传承与保护》，正是从“非遗”的角度和高度，给予豫东调面对“非遗”共同困顿如何实现标杆性突破的建设性建议：第一要尽快组织对豫东调的挖掘；第二要注意豫东调的传播，在传播中继承和保护；第三要认真组织传承；第四要让豫东调的保护、传承意识进入当今戏曲舞台的创作实践；第五要使豫东调的保护和传承更加科学化、有序化，还必须加强对豫东调的理论研究。为此他呼告“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密码恰恰就在具体艺人身上，不能物质化，可意会不可言传”。

  而这一切的践行，最终都要落脚在“人才”的支撑上。“后继乏人”与“后继有人”，一字之差，局面却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