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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微信有朋友圈，QQ有好友圈。朋友，是一种特殊的温暖。清代蒲松龄说：“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孟子则云：“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吕坤作为一代大儒，一生结交了很多朋友，有学术圈的，有行政圈的，有外籍的，也有家乡归德府的，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或多或少影响着吕坤的思想与活动。在吕坤离世后，睢州的大儒汤斌成为他的隔世知音，成为他在清朝受到推崇的重要推手。

  同时，吕坤注重在朋友圈里择贤而姻，为子女选择好的生活环境。除上篇所说的与沈鲤、杨东明结为姻亲外，他还与商丘的杨楫、睢县的阮台阳、杞县的黄元士等好友结为姻亲。吕坤的二儿子吕知思（曾任光禄署丞）娶商丘杨楫的女儿杨宜室为妻。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选举》载：“杨楫，万历甲辰二年进士，任山东金乡知县，迁御史，仕至陕西按察使佥事。”吕坤长女吕中仪嫁杞县生员黄元士。

  与阮台阳：忘年之交 结姻亲重善行

  在吕坤的商丘生活圈里，有一位“忘年之交”，并且结为姻亲的好友——河南睢阳卫（今商丘睢县）的阮台阳。

  据郑涵《吕坤年谱》记载，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67岁的吕坤在宁陵讲学，睢州阮台阳的叔父阮凤带着他到宁陵从学吕坤。因此，两人有师生情谊。吕坤感觉阮台阳“其人冲挹温秀，吾与言善，津津然嗜之若渴。吾喜之，盖亦喜余云”（吕坤《阮台阳墓志铭》）。因两人志趣相投成为好友，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生见吾孙而以季女许之”，结为姻亲之好。

  阮台阳（？—609年）的祖籍为福建连江，“以义兵从渡江，遂籍睢阳”（吕坤《阮台阳墓志铭》）。阮台阳父亲阮国信，以《春秋》中嘉靖甲子科（1564年）举人，任山东省鱼台县知县（清光绪《睢州志·选举志》）。阮台阳，初名阮大孝，李文宗爱其文，为之更名阮齐贤，号台阳。先是三娶而无子，妾宋氏生次女，嫁于吕坤之孙吕慎多为妻。吕慎多，字减之，号莲舟，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授湖广德安府推官，升刑部主事员外郎；因义施邻里，乡人曾制“万人屏”颂之；父户部郎中、吕坤次子吕知思。

  阮台阳对吕坤的慈善思想有很大影响。阮台阳家境富裕，为人慷慨大方，富而能散，生平以行善为乐趣。如他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堂兄从弟、亲戚子侄，“重三族堂兄大忠病而贫，以地四十亩给其朝夕，殁之日，棺以杉，赠孝布八十匹。大忠之子庠生殁，亦以杉棺厚葬之。群从兄及兄弟子之贫者，岁给衣食有差。舅氏耿效忠无子，生养之终身，葬如礼。诸耿氏子皆为生计，令无失所”（吕坤《阮台阳墓志铭》）。

  对生活有困难的乡里百姓，阮台阳一方面出资助其婚娶，“赒州里不能婚娶者，若王、周等五十家，皆为完娶”。另一方面设义冢助其丧葬，“不能葬者，为立义冢六，棺皆生给之”。如遇上大寒之年则捐棉赈衣，碰上大疫之年则捐银舍药，遭逢大欠之岁则输粮赈济。

  阮台阳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如“厚学校，修州学，助工银三百两，输钱十万给本州贫生。又输银百两于归德府，给八县贫生建义学，延师训贫家子，供一切馆谷费，纾国用”。

  此外，阮台阳还积极支持地方政府的救灾活动，如“万历丙申年，河决苏家庄，陵运为忧，水衡告匮，生输银三千两。是岁，睢州又起夫四百名治河，生输工食菽粟二千石，总河井陉曹公旌其里”。

  与侯执蒲：勉励后学 社稷苍生为责

  吕坤与商丘侯氏家族关系颇密。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春，商丘侯执蒲中进士，吕坤作《贺侍御侯碧塘》，书以“世俗所不道者”贺之。文中指斥吏治风气之败坏有云：“而今世界打成一片牢不可破之熟套，总之，不念民生，奔走世态”而已，而勉励其“以伊尹之所志为己任，以社稷苍生为己责”。侯执蒲（1569—1641年），字以康，号碧塘。曾任宁津县令，监察御史，官至太常寺卿。

  在家乡，吕坤很注重提掖后学，曾勉励家乡的张恕吾为仁人孝子。张恕吾，宁陵人，军籍，其姊为吕坤之弟妇。他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请袭其先人之爵，是岁赴京参加军政考选，得上考。吕坤因次撰《赠张恕吾序》以赠之。

  吕坤与游学梁宋、卜居柘城的福建莆田人梁补交情深厚，明万历十年（1582年）曾延之于宾馆，令二子师事之。梁补，号少澜，人称梁处士。他以宿学闻名商丘一带，所到之处履满户庭，学大夫徐公赏其文后赞为“璞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吕坤“亦入乡学，闻处士名，不及见，然窃慕之。后相与知名士，问所师，则多处士弟子也。又藉其称处士，余愈益向慕焉”。后来，吕坤终有机会见到了处士梁补。明万历十年（1582年），吕坤从吏部文选司郎中职回宁陵休假，“门者以名刺入，则处士也”。吕坤与年近70岁的梁补“一见若平生，而处士亦自谓慕余若余慕处士云”（吕坤《处士梁少澜墓志铭》）。此后，梁补便在吕坤家教习其两孺子。“孺子方离乳抱，顽蒙不可驯，处士以母道师之，孺子乃驯。数月骎骎，长则成人。”是时，梁处士与吕坤夜谈于邸舍，对他说：“于公无他望，我死望为我铭。”吕坤笑答：“生子先，死知谁先邪？藉令余后死，余不敢忘。”待吕坤上疏神宗以病乞休归乡，梁处士已去世。但吕坤信守与处士之诺，为之撰《处士梁少澜墓志铭》。

  吕坤与王述古为忘年之交。王述古，字信甫，禹州人。曾任刑部湖广司员外。时荆州乡居同知胡化患癫狂症，为妖书事前往京师诬告大学士沈鲤、礼部侍郎郭正域和已经致仕的吕坤等人。述古尽力为之辩白冤情，被株连入狱。后出狱，出任为常州知府，升阳和兵备副使，后加任山西布政使。吕坤为王述古父亲撰有《王禹川墓表》。

  吕坤与同乡苗文英结好，两人同领嘉靖辛酉科乡试。苗文英因母病失明，矢志不仕家居。吕坤讲身心性命之学，他每次都参加，领会参悟，故遂借“去伪”二字以名其斋。

  此外，吕坤曾撰《祭王懿庵文》，追述自己少时尝就学于坤姊之子王懿庵家，外甥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之情。还曾撰《乔乐义墓表》，解读宁陵乔、吕两氏联姻之缘，彰表与自己颇密的乔乐义躬身义行教育，使乔氏族人人才辈出的事迹。吕坤还对曾任宁陵教谕、从学于自己的四川内江人撰有《捲班说——送尤虚吾之建武学正》。

  与汤斌：穿越明清 同籍实政大儒

  吕坤在清代被推崇，与清初几位经世名臣的宣扬与表彰不可忽视。首先需要提及的就是汤斌。

  汤斌（1627—1687年），明末清初睢州（今河南睢县）人，康熙誉其“理学名臣”。他与吕坤同属归德籍，虽生不同时，但却情谊笃厚。其墓在吕坤的家乡宁陵县己吾城村。

  汤斌推重吕坤，在言、行两方面都有表现。汤斌在《重修中州会馆记》中即将吕坤与诸中州先贤并提。他撰写的《志学会约》，就收录了选自《呻吟语》的七条讲说为人为学道理的语录。在教导门人和与朋友论学评事时，汤斌也不忘将吕坤和其他前辈作为示范，如对门人窦克勤说“《实政录》不可不读也”（汤斌《门人窦克勤手述五十条》）；对田篑山说“吾郡先哲，如轩介肃、吕司寇、沈文端、宋庄敏、杨晋庵，皆一代伟人，海内共知”（汤斌《与田篑山书》）。他还特别强调了吕坤著作最值得教授子弟、妇女以化民成俗。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解扬认为，综合来看，从学术的角度表彰乡先贤，是汤斌关注吕坤并最终模仿其行政的直接原因。

  这一思路最重要的成果和表现，是汤斌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撰成的《洛学编》，将吕坤纳入中州学脉的传承统序中，予以定位。书中吕坤传记文末，汤斌附上了一段论赞吕坤功业及思想成就的文字：“余居近先生之里，见其邑之城郭井野、里甲赋役之法，与夫冠婚丧祭、宴飨丰约之仪，皆先生手定，数十年无敢改易者。儿童妇女，至今犹称吕夫子也。其《实政录》所载，如乡约保甲、义仓社学、编审丈量、养老字幼，种种俱有成规，周详通变而无烦琐难行之患。余潼、虔之政，实奉先生为师。至《呻吟语》，性命理欲之辨，天道人事之宜，真体用兼备之儒也。其子孙守其遗教，周旋步履，俱有常度。余每过宁陵，必瞻拜先生之祠，低徊留连不能去也。”（《洛学编·吕新吾先生传》）

  其意在于表彰吕坤不单自己持身严正，且能影响吕氏子孙都严格律己，所施行的乡里管理、赋役方法，至少在家乡得到了较为长久的施行并有明显效果，这成为出身邻邑的汤斌模仿施行的鼓励因素。对汤斌从吕坤经世思想中的获益，则如他所说，在陕西潼关、江西虔州任上，“奉先生为师”，曾遵照吕坤《实政录》中所载的政事精神处理行政，实政为民，且其所撰颁行条约，多引自该书。

  从吕坤思想的发扬和著作的传播角度看，汤斌的赞誉和在实际上的追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影响到他的朋友和学生也对吕坤的生平、著作发生兴趣。他的好友耿介和学生彭定求便是这类人物。耿介被汤斌称为“当代真儒”（汤斌《与耿逸庵书》），他所著的《中州道学编》，即收录吕坤的传记和语录。江苏常州人彭定求从学于汤斌，他的《儒门法语集》收录了吕坤的《理欲生长极至图说》和《身家盛衰循环图说》两文。

  由于汤斌等诸多清儒的极力推荐，吕坤在清代很受推崇。《清实录》载同治九年（1870年）闰十月乙亥日，同治皇帝下谕，依御史吴凤藻所奏，令江南、湖北、浙江等省所开书局，刻吕坤所著《实政录》，以利其“广为流布，俾收实效而饬官方”（《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一三五）。皇帝支持刊刻并传布吕坤著作的意见，是级别最高和最为重要的官方肯定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