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马媛媛，女，汉族，河南开封人。201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商丘师院历史与社会学院任教。先后讲授古文字学、考古发现与华夏文明、中国文学史、消费心理学及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等课程。主要从事先秦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目前已在《中国农史》《西南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图书与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贵州文史丛刊》等核心期刊发表了数篇论文。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等3项，参与完成教育部项目1项、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等省级项目3项。

  ■阅读提示

  根据《尚书·微子之命》中的记载，周成王在分封微子启前曾对其进行过一番教导。周成王希望微子启作为周的宾客，成为周王室的支持者与保卫者，永远服从周王朝的统治。宋国被定位于周的宾客而不是君臣，这是周朝对先王之后所表达的尊敬。周朝这种遵从礼制，表达尊重的做法使得宋国与其他被周分封的诸侯国之间有了本质的不同，却也激发了宋国“咱祖上也阔过”式的自负和要强。于是，宋国开始在内心的强大与身份的尴尬中不断碰撞，写出了别具特色的历史篇章。

  宾客的“倔强”

  周武王克商后，为了稳固周政权和加强周人的统治，周初统治者实行分封同姓、异姓和先王之后为诸侯，从而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周因宋为商人之后而待之以宾客之礼，是周朝的“二王三恪”。

  “二王三恪”，又被称作“二宾三恪”“二代三恪”“三恪二王后”，或单称“三恪”“二王”。“二王三恪”是古代政治礼制，属宾礼之一。历代王朝皆封前代王室后裔爵位，称为“二王后”“三恪”，给予王侯名号，赠予封邑，祭祀宗庙，以示尊敬，显示本朝所承继统绪，标明正统地位。所谓“恪”，即表尊敬之意。“二王”通常指紧邻的两个王朝，“三恪”指更久远的王朝。

  比如尧舜禹时期，虞舜以尧的儿子丹朱为宾，称为虞宾；夏禹封丹朱于唐，封舜子商均于虞。皆不用臣礼，而用宾礼。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灭商后，周武王追思先圣王，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商代后裔宋国。周朝一共封了8个公爵国，这6国就占了75%的比例。

  周朝给予宋国的宾礼此待遇并非仅仅是个虚名，公爵是最高爵位，公爵是王室的客人，可以组建“三师”军队，有较大的独立性。而且宋国在与周及其他诸侯国的交往中也体现出来了很多的不同。

  宋作为周朝的诸侯国，理应承担贡赋和相应的责任，但宋“不共王职”，常常拒绝向周敬献粮食和承担劳役，其理由便是宋为周之宾客。《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王室出现了王子朝之乱，为平复周室之乱，晋国“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宋国执政右师乐大心对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杜预在这里注：“二王后为宾客。”《公羊传》隐公三年何休注：“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而不臣也。”

  当诸侯们均为成周修筑城墙时，宋也拒绝接受工程任务，《左传·定公元年》这样写得：“城成周，宋仲几不受功。”其他诸侯国和宋国交往时，也会因其特殊的身份而给予宋国较高规格的待遇。《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记载，宋成公如楚过郑，郑侯不知以何种礼仪接待，郑卿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杜预注：“有事，宗庙事也。膰，祭肉。尊之，故赐以祭胙。宋吊周丧，王特拜谢之。”宋国过郑这件事发生在宋楚泓之战刚刚结束之时，作为战败国的宋国在路过楚国的同盟郑国时并没有受到慢待，郑国仍然按照周之宾客的待遇厚待了宋成公。

  “摆谱”要有代价

  公的带领下实力强大后，史书的记载顺序才是齐在宋之上。

  周待宋为宾客并将其分封为公，体现了周统治者的知礼懂礼，当然周也是为了自己统治的正统性。但宋却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实为周臣的身份，每当遇到履行诸侯国职责时，宋国总想利用周之宾客的身份来逃避。这种自傲而自负的心理常使得宋国受到其他诸侯国们的斥责。

  《左传》中记载，宋国因为不向周天子履行职责，受到了郑国的讨伐，“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当宋以自己为周的宾客为由拒绝向周朝输粟时，晋国也对其进行了有力反驳，“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会大事，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晋国认为自践土会盟以来，宋无役不会，所发盟誓也与其他诸侯国相同，因此也应与其他诸侯国一样共同履行职责，不得背弃盟誓。当各路诸侯在晋国的倡导下为成周修筑城墙时，宋国拒绝履行工程任务，并想借此机会明确宋对滕、薛、郳等小国的控制权。宋国的这一行为不但受到了小国薛的反抗，更是让晋国火冒三丈，“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无辞，而抑我以神，诬我也。‘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必以仲几为戮”。最后，晋国甚至将宋国的大臣仲几抓起来押回了晋国。

  周朝与分封制同时推行的便是“王者制爵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宋因是“王者之后”被封之为公。虽然有些学者对于周代是否实行五等爵制持否定态度，但从对出土金文材料与先秦文献的对照研究来看，五等爵制确实是周代主要实行于诸侯当中的一种区分诸侯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

  传世文献中不仅多次记载五等爵制，且在次序的排列和职责划分上大体一致，如《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杜预注：“自王以下诸侯、大夫，各任其职。”《国语·周语上》记载了周襄王的话：“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金文资料中诸侯的称谓与文献记载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矛盾之处，这引起很多学者的质疑，傅斯年、郭沫若、杨树达等一批学界名宿，依据金文中诸侯爵名无定称的现象，否定了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制。

  王世民先生从金文材料出发，吸收了先秦两汉文献中的一些记载，经过金文资料与大量文献的对照比较，并采取“既注意各该器物的年代和国别，又要把那些诸侯的生前与死后的追称区别开来”的方法，得出了与《公羊传》“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一致的结论。

  宋国被封之为公爵国便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如在春秋初期史书记载诸侯国会盟便将宋国放置在前以示其地位较高，宋国的顺序甚至在齐之上，“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只是后来齐国在齐桓

  历史的“负担”

  客观地说，除了周朝礼遇使宋对自身实力和政治时局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外，昔日祖先的辉煌及殷商王朝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也确实给了宋国引以为傲的资本。殷商毕竟曾经统治过天下，除了文化发达之外，也积累了不少政治经验。周人克商之后，在认真总结商代灭亡的原因的同时也积极地向商代旧臣讨教统治经验。周武王在战争刚刚结束时便向箕子询问洪范九等，以从中得到治理国家的经验。两人之间便有了一段历史上著名的对话。

  武王说：“唉！上天默默地安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我却不知道上天定民的常理次序。” 箕子回答说：“早先鲧堵塞大水，扰乱了上天五行的规律，上帝就怒气冲冲，天道大法九类常理因此败坏。鲧被杀死，禹就接续而兴起。上天赐给禹天道大法九种，常理因而有了顺序。”“这九种大法，一叫五行，二叫五事，三叫八政，四叫五纪，五叫皇极，六叫三德，七叫稽疑，八叫庶征，九叫任用五福，而让人畏使用六极。”

  在战国时期的诸子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以“商”称宋的用法，可见前朝后裔的特殊地位在当时宋人心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宋国作为殷商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保留了浓厚的殷商传统文化，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到宋地的风俗：“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

  商被周打败，宋作为殷人后裔其实是周的手下败将，不过是靠着“先王之后”的名号得到为周之宾客的待遇，其他诸侯国自然不会尊敬宋国。宋却不能正确认识“周之宾客”名号的实质，又因为祖先曾经的辉煌而自视甚高，这种尴尬的身份使得宋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及争霸中常常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境地：春秋初期及中期，实力尚可的宋国有着成为霸主的野心，对周边小国有着强烈的控制欲望，在外事交往中常因过分的自傲而招致其他诸侯国的排斥，保守、不灵活的政治作风甚至得到了“郑昭宋聋”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