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学庆文集》等10余部。

  ■阅读提示

  宋真宗、宋仁宗时期，北宋兴起一股复古革新、经世致用的强劲文化潮流。在这股潮流中，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积极倡导并投入政治实践，以期复兴赵宋王朝。这个时期，范仲淹将文学革新与政治革新紧密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他复古、尚用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这种文学思想被称为新儒学，亦即宋学。而其所做之论，则充分表达了新儒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厥情非一”的诗论

  《唐异诗序》是范仲淹在天圣四年（1026年）为唐异诗集所写的序，是一篇价值极高的文学评论。

  范仲淹和唐异交知颇深。唐异，字子正，余杭人，宋初处士。处士，是古时候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后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他工书画、抛诗吟，尤精于琴艺。范仲淹曾驰书，欲师从其学琴，又尝为其诗集作序。范仲淹精于乐理，善操琴。他的几位琴中知音，首推崔遵度和唐异。

  天圣四年，范仲淹南行至杭州，应唐异之请欣然写下了《唐异诗序》。范仲淹在序中称誉唐异书画造诣精深，堪与宋初名家李建中、林逋相媲美，尤称赏其诗“意必以纯，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同年，范仲淹还有《赠余杭唐异处士》诗，称其“名动公卿四十秋”，赞誉他“厌入市朝如海燕，可堪云水属江鸥”的高风清节。

  在《唐异诗序》中，范仲淹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和见解。他继承了传统的主气论，并把“气”与“意”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诗歌意气论。所谓“诗之为意”，指诗人作诗创构的意向与宗旨，范仲淹认为这“意”以大道之“一气”为框架。“一气”出自《庄子》“通天下者一气耳”。此“一气”乃天地间的一种元气，它弥漫宇宙一切空间，是决定宇宙万物是其所是的大道主宰。

  范仲淹因此称诗之气“其体甚大”。这种“气”贯注在诗歌中，会激发审美冲动，形成人与天地自然感应的审美愉悦，自然与人文也经诗人的创作而有了与之相应的诗的符号文本。诗的美感渗透于春秋云山、教化仁义这样的自然人文中，为诗的读者所体悟，诗正是以这样的美感而能惊天地、泣鬼神。

  在“意”的方面，范仲淹主张诗歌书写现实，抒发真情实感，他说：“人之心也，发而为声；声之出也，形而为言。声成文而音宣，言成文而诗作。”实际上，他这里所推崇的“意”与“气”，是指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性情风格、精神境界及生活阅历等因素的总和。也就是说，作家对现实的审美的把握受其个性特征、心理状态的影响和制约。

  接下来，范仲淹运用这种文学基本原理从文学史角度对唐末以来的诗人、流派作了论述，提出“厥情非一”的风格论。同时，他还针对当时宋初诗坛上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柔靡浮艳、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尖锐批评。

  范仲淹提出的“厥情非一”，指诗歌风格具有多样性，或清苦，或英逸，或明达，或愤怒，是由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多样性所决定的，所谓“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而喜、怒、哀、乐的多样情感，却又由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具体支配，即“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由此可以看出，范仲淹认识到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情感是文学创作的动力，却又受其历史环境的制约。

  范仲淹举例，若想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诗人当学孟郊、薛能、白居易、罗隐“与时消息”，忠实于时代赋予他的情感感受，而不应盲目追求一种流行的审美风尚，使作品失去艺术生命力。在此，范仲淹从风格论的角度，又悬置目标，针对现实，批驳了宋初以来承五代余绪“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的不良文风。

  文章最后，范仲淹在高度评价唐异诗作时，进一步提出“意淳语真”的诗歌美理想。可见，范仲淹认识到文学的情感性特质，在继承“诗言志”传统的同时，吸收刘勰“为情造文”的创作原则，确立了自己“意淳语真”的诗歌美学理想。

  此篇序文继承了曹丕、刘勰、钟嵘以来，主张诗歌以“意”“气”为主的理论传统，并坚持了诗歌创作从《诗经》到杜甫以来，注重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道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进步性。特别在当时，这种文学理论主张有力地配合了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仅彰显了范仲淹在文论方面的卓见，而且变革文风的思想意识开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之先声，意义很大。

  概综律赋的赋论

  唐代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于是律赋开始盛行。宋袭唐制，诗赋取士制度流行当世，也深为一些士人所欢迎，使宋初选赋之风大盛。范仲淹编选了《赋林衡鉴》一书，主要收录唐人律赋，现仅存其序文。该文阐述了范仲淹的赋学观念，既为场屋创作提供了范式，又涉及赋体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是目前所见第一篇对唐宋律赋的分类、作法、鉴赏进行总体性论述的文章。

  《赋林衡鉴序》作于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时年39岁，守母丧并于应天府执教。根据范仲淹《言行录》及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范仲淹编选《赋林衡鉴》是为南京应天府学提供的教材，其现实目的当为指导应举的士子科场上如何作好律赋。

  此赋首段中，范仲淹以诗、赋的源流关系论述赋的起源，理据一则依托《诗大序》的诗歌定义，二则依托刘勰赋之“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的论述。第二段始他便点明“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即过渡到本文重点：律赋写作。他介绍到律赋兴起于唐，兴盛于唐，到宋代仍以律赋取士。赋作具有“或祖述王道，或褒赞国风，或研究物情，或规戒人事”等四个方面的重要功能，而且声韵俱佳，给人多种审美感受，因而被国家规定为科举文体，发挥着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大作用。

  这一段中，范仲淹同时列举了以赋取士所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后果。由于“好高者鄙而弗攻”“务近者攻而弗至”，出现了“作者几稀，有司大患”的局面；其中又不乏鱼目混珠者，按机侥幸者，致使“泾渭难见”“士斯不勤，文何以至”的尴尬与无奈；加之“撰述者既昧于向趣，题品者复异其好尚”的现象，导致缺乏公平合理的律赋评价体系。由此，范仲淹引出对律赋规格构成的分析。

  范仲淹根据其所见所感把律赋体势分为20门，有叙事、颂德、记功、赞序、缘情、明道、祖述、论理、咏物、述咏、引类、指事、析微、体物、假像、旁喻、叙体、总数、双关、变态等。他的分类依据两点：一是按照题材分类，前10类大致如此；二是按照写作方法分类，后10类大致如此。对于这20类规格，繁重虽然没有具体加以论述，但都用非常简明扼要的词语进行说明，使其清楚明了。接下来，他又说明书名为《赋林衡鉴》的原因，在于用此书“权人之轻重，辨己之妍媸”作为律赋制作的准绳。

  在文章最后，范仲淹假想国家改革科举之法，不考律赋，而且真正能够做到“登孝廉，举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礼作乐之才，尚经天结地之业”。如此一来，就完全可以废弃《赋林衡鉴》一书不用，那也是符合自己初心的。

  范仲淹对于律赋现格的分析非常详密，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他赋论的主干。而他把律赋结构划分得如此细密，除了主观上是为了让人方便学习写作律赋，客观上则提供了赋自唐宋以来日趋技术化的历史走向的见证。

  在文中，范仲淹不但指出唐人律就是摆在宋人面前最近的文学范本，同时又追本溯源，遥接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这样也就反映了范仲淹既重视律赋之体，又主张复归古赋之义的辩证思想。他对于律赋的要求并不只是其技巧和辞藻；相反，他更注重其内涵，注重文章本身的实效性。所以他的律赋，不但章法技巧高超，而且体现了他济世治国之主张，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当时场屋之作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