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的《茶经》毕竟是一千多年前的著作，文中有很多费解之处，仅从书的目录上观之，就令人心生疑窦——上卷有“二之具”，中卷有“四之器”，难道具、器不是一回事吗 ？仔细读一读，还真不是一回事。“二之具”写的是采茶、制茶的用具，如采茶篮、蒸茶灶、焙茶棚等；“四之器”叙述的是煮茶、饮茶的器皿，即24种饮茶用具，如风炉、茶釜、纸囊、木碾、茶碗等。

  陆羽在《茶经》里详细介绍了全套24种茶具的尺寸、材质、功能以及装饰图案，从生火、煮茶、烤碾、盛水、取水、饮用，到茶具的陈设和清洁卫生，无一遗漏。这足见其写作《茶经》的良苦用心。后人认为，专门用于饮茶的24种茶具的定名和总结，是陆羽对茶艺兴起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关于茶具风炉上面所刻的“伊公羹，陆氏茶”和《易经》等内容的记录，很好的体现了陆羽的茶道精神，这可以说是茶文化的源头和萌芽。

  茶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茶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之术；茶道是指饮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密不可分，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为了读懂《茶经》，本人又浏览了其他史书中关于茶的诗文，发现很多时候茶具、茶器是无法区分的，茶具也称茶器，茶器就是茶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中写道：“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洗茶器即是洗茶具。茶具按其现代的范围是指茶杯、茶壶、茶碗、茶盏、茶碟、茶盘等饮茶用具。

  一种新产业的兴起，必然带动其相关产业和文化的发展。以陆羽《茶经》的问世为标志，揭开了茶具生产和茶文化逐步走向繁荣的新的一页。饮茶的兴盛进一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使唐代成为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唐代的白瓷可与南方的青瓷相媲美，出现了“北白南青”共繁荣的局面。陆羽特别推崇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在唐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青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作品——“秘色瓷”。陆羽认为茶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并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当然，这只是陆羽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当代窑址考古发掘材料证明，除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之外，北方的邢窑、曲阳窑、巩县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长沙窑、邛崃窑在唐代及其后期也大量生产茶具。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茶瓯》一诗中写道：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蘋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