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宋国虽然在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但却具有凭恃泓水之险的地理优势。当时是冬十一月，天气寒冷，楚军天明后在冷水中渡河，宋军如果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借楚军的大意，不失战机，先发制人，是可以打败楚军的。但当时亲自率军的宋国国君宋襄公却对敌人讲仁义，因此遭到残败。后人评论宋襄公，观点不一，不少论者认为宋襄公“愚不可及”。而《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却对宋襄公给以很高的评价。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圣贤一级的人物，他们为什么赞扬宋襄公呢？
我们先看看泓水之战的情况。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这段记载说的是：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一日，宋襄公率军与楚军在泓水边作战。宋军已经排成队列，而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敌众我寡，趁他们没有全部渡过河，请下令攻击他们。”宋襄公说：“对方还没有全部渡过河，不行。”楚军渡过河后还没有排开阵势，司马公孙固又请求趁机攻击敌人。宋襄公说：“还不行。”两次失去战机，等楚军摆好了阵势，宋襄公才下令进攻。最后宋军被打得大败，宋襄公大腿受箭伤，跟随宋襄公的卿大夫子弟任护卫的被歼灭。人们责怪宋襄公对敌人讲仁义。宋襄公说：“君子不两次伤害敌人，不擒捉头发花白的敌人。古代的作战，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虽然是殷商亡国的后裔，也不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
后世多评论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对敌人讲仁义太愚蠢了。而战国时的公羊高在其所著的《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中却盛赞宋襄公曰：“君子大（敬的意思）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其中的“文王”指周文王；商周时期打仗讲究出“礼义之兵”，“成列而鼓”（双方都摆好阵势再开始击鼓向敌人发起攻击），所以公羊高称赞宋襄公的礼义，“即使周文王打仗也不过如此”。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同样给宋襄公以很高的评价：“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高的意思），伤中国阙（同“缺”）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吃了败仗之后，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在人们伤感礼仪缺失之时，宋襄公却秉持礼的精神，值得称赞。因为宋襄公具有礼让精神）。
到底应该怎样看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呢？如果撇开历史背景，单以胜败评论泓水之战，宋襄公因为对敌人讲仁义而遭到那样的残败，的确是愚蠢到家了。然而，我们想一想，宋襄公如果是这样愚蠢的人，怎样会做一国之君，而且是春秋时五霸之一呢？公羊高和司马迁如果没有充分根据，怎么会也那样“愚蠢”地评价宋襄公呢？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不讲当时的时代情况而抛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原来，在宋襄公所处的春秋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但商周之礼对人们的约束还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那时候，人们都要按礼仪行事，遵守战争传统规矩的风气仍然很浓。所以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成就了“礼仪之邦”的称誉。
我国记载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作战原则的重要兵书《司马法》曰：“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意思是说：以礼制为规范，军队就能巩固，以仁义为宗旨，就能战胜敌人。用这种方法，取胜以后还可以反复运用，因而贤德的人都很看重这种方法。《司马法》又说：“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意思是：古时候的战争，追击溃逃的敌人不能超过一百步，追踪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超过九十里，这是为了表示礼让；不残杀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并哀怜他们的伤病人员，这是为了表示仁义；等敌人布阵完毕后再发起进攻，这是为了表示诚信。争大义而不争小利，这是为了表示战争的正义性。赦免降服的敌人，这是表明自己军队的勇敢。而且，《司马法》还记载：“冢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意思是：在战争之前，为六卿之首的冢宰要使百官向军队宣布命令：“进入所攻击的国境，不准亵渎神位，不准打猎，不准破坏水利工程，不准烧毁房屋建筑，不准砍伐树木，不准擅取家畜、粮食和用具。见到老人和儿童，要护送他们回家，不准伤害。即使遇到少壮的人，只要他们不抵抗，就不以敌人对待。对于受伤的敌人，给予治疗，而后放他们回去。”这些都是当时战争的规矩。
有学者研究，西周时期确立的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便是用“礼”来指导和制约具体的战争行动。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中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殷商、西周时期的战争，受“军礼”文化精神的规范，所呈示的主导倾向为“义兵至上”，战争形式也充满温和宽厚的特点和“仁义”精神与“礼让”的原则。《司马法·仁本》记载的周人在战争之前，要由冢宰向军队发布的训令，内容还包括在战争中遇到对方身分高的人，尤其是遇到敌军的统帅时，普通士兵一定要下战车敬礼；若是敌军统帅在逃跑，追赶的人一定不能不择手段地追杀；对待敌国的君主要像对待本国的君主一样尊敬。但到了春秋中后期，“礼崩乐坏”导致战争由信奉“军礼”转变为“诡道”。这说明，在历史的演进中，战争经历了由温和到残酷、由“宗仁尚义”到“唯力是尚”的变化。《淮南子·泛论训》云：“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战争从春秋之前到春秋时期的“道义化”、“温和化”逐渐演变为诡诈，乃至杀人盈城、流血千里，也从侧面证明了孔子对“礼崩乐坏”感喟的原因。周人虽然不能不依赖武力巩固其统治，但他们毕竟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在他们的价值系统中，赤裸裸地“以力服人”是最不足取的。因此虽属征战之事，也必须“文之以礼乐”。
传统的战争礼仪是秦国开始破坏的。《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战国策》云：“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次是楚国不讲仁义，被称为“蛮夷之国”。但在诸侯国中，战争遵守礼仪之风仍然没有全部改变，“不鼓不成列”仍然是一些诸侯国遵守的规则。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就是这样遵守的。
春秋时诸侯国的人们在战争中讲仁义，有不少实例。如：在交战过程中见到对方的国君不但不能攻击，而且必须行礼，然后才可以继续找其他对象争胜负，《左传·成公十六年》就记载，晋国和楚的鄢陵之战：“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慰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意思是：晋军主将郤至三次碰到楚共王的亲兵，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要下车，脱下头盔表示礼节，疾走如风。楚共王很高兴，派工尹襄送上一张弓去问候，说：“正当战事激烈的时候，有一位身穿金黄色牛皮军服的人，他是个君子啊！刚才见到我脱帽行礼，快步行走，他莫非是受伤了？”郤至见到来问候的人，脱下头盔接受楚共王的问候，说：“贵国君王的外臣郤至跟随寡君来作战，托君王的福，参与了披戴铠甲和头盔的行列，所以无法拜受君王慰劳的旨意。谨向君王报告没有受伤，对于君王的惠赐，我感到惭愧。由于战事的缘故，谨向使者敬礼。”于是，三次向使者行肃拜之礼以后才退去，找别人对决去了。《春秋公羊传》中说的“有君而无臣”就是这个意思。当时的战争就是如此地遵礼。
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国侵略宋国包围了睢阳，晋国为救宋国，用计策使楚国的附国曹国、卫国与楚国断绝邦交，楚军元帅“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玉发怒，追逐晋军。晋军撤退。军吏说：“以国君（指晋文公）而躲避臣下（楚国的臣下子玉），这是耻辱。”这是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时期的事，可见当时“有君而无臣”的战争礼节在诸侯国军中仍没完全失去其规范意义。
在宋成公后四代宋元公时，宋国的“华向之乱”中，叛军战将华豹和平叛的公子成相遇，华豹一箭从公子城的耳边穿过；当华豹正准备射出第二箭时，公子成大喊：“你已经射出一箭让我受伤了，这时候还不让我还击，你这种行为真是太卑鄙了！”华豹立刻觉得自己没遵守礼仪，于是放下手中的剑，等着公子成回击。可见战争礼仪在宋襄公之后的宋元公时仍没有完全消失。
当时的战争还有一条原则：如果对方逃跑，追进中不能乘人之危。《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晋国与楚国打仗的时候，晋国人败逃时有战车陷在坑里不能前进，在后追击的楚军竟然教他们抽出车前横木，让他们再逃；没走多远，晋人的马盘旋不能前进，在后追击的楚军竟然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辕头上的横木，这样晋人才逃了出去。）
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郑国的公子归生受楚国的命令进攻宋国，宋国的华元、乐吕率军抵抗，双方在大棘展开战争。开始时，宋军将郑军击败，郑军将士逃跑。宋国的狂狡在追赶郑国军队的一个将领时，郑国的将领仓皇中落入田野里的一口井中。狂狡觉得如果落石下井击死对方不合礼仪，便把戟倒过来伸到井里，让那人抓住戟柄上来再战。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7年），吴王僚发兵攻打楚国，两军在穷邑一带展开激战。吴国军队节节败退，楚国工尹商阳指挥战车追赶败军，陈弃疾为御者。商阳的战车追上吴国的败兵，却迟迟不肯引弓射箭，陈弃疾说：“追杀吴军是楚王的命令，不能怠慢，您可以引弓射箭了！”商阳慢慢从弓囊之中取出弓，但却引而不发。陈弃疾又催，商阳放箭射杀一个吴兵，就把弓收回弓囊。又追上几个吴国的败兵时，陈弃疾催促商阳赶紧放箭，商阳再次引弓射箭，又射杀两个吴兵。每射杀一个吴兵，商阳都要下车亲自去把死者的眼睛合上。连续射杀三个吴兵后，高阳就命令陈弃疾停止追赶，说：“射杀三个吴兵就可以交差了，没有必要穷追猛打，再射杀更多的人了。”
以上战例说明，传统的战争礼仪虽然由秦国率先破坏，但在春秋时期的战争中还是在一些诸国中被遵守的。这是后来人、尤其是今人不可理解的。但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这样。古人有古人的道理，不能以今人的道理衡量古人。
在春秋中、末期，人们对传统的战争礼仪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据《左传》等史籍记载，泓水之战以宋军的残败告终，宋襄公重伤，多亏司马公孙固将他救出；又多亏宋襄公的哥哥目夷从睢阳率军前来接应，杀退追赶的楚军，宋襄公才逃回了睢阳。当时宋襄公身边的人责备宋襄公不该在作战时对敌人仁义。而宋襄公却阐述应该遵守的战争礼仪说：“‘君子不重伤，不禽（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他的哥哥目夷反驳他说：“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耆，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军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主公不懂得作战。强大的敌人，因地势险阻而未成阵势，这是上天帮助我们；阻碍并攻击他们，不也可以吗？还有什么害怕的呢？而且当时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即使是年纪很大的，能俘虏就抓回来，还管什么头发斑白的敌人？明耻以鼓舞战斗的勇气，教战使掌握战斗的方法，就是为了杀死敌人。敌人受伤却还没有死，为什么不能再杀伤他们？如果怜惜敌人不愿再去伤害受伤的敌人，不如一开始就不伤害他们；怜惜头发斑白的敌人，不如对敌人屈服。军队凭借有利的时机而行动，锣鼓用以鼓舞士兵的勇气。利用有利的时机，敌人遇到险阻，我们可以进攻。声气充沛盛大，增强士兵的战斗意志，攻击未成列的敌人是可以的。”）
由此可见，战争在历史的演进中经过“宗仁尚义”到“唯力是尚”的变化，在春秋中后期，人们对传统的战争礼仪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泓水之战时，正在这种变化的进程中，“宗仁尚义”的礼仪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唯杀敌是尚已经开始登场。在这种情况下，充当战争角色的人们，尤甚是军队的首领，面临两种观念的选择。而在敌方已经放弃了仁义的情况下，一向遵行仁义的宋襄公仍然选择了仁义。在当时和之后的战争中，似宋襄公这样选择的也屡见不鲜。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依儒家的观点来看，宋襄公虽败犹荣。所以，君子对春秋时仁义的缺失十分伤感、忧虑，感叹社会风气日下。因此公羊高对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十分称赞，司马迁作《史记》也对宋襄公坚持仁义“褒之也”。他们认为“宗仁尚义”不应该被抛弃，过去的好东西被丢掉是莫大的悲哀。
仔细分析，目夷的“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也不尽全面。明辱教战，除“杀敌”之外，也不可忽视化敌的巨大作用，分化和争取敌人，也是取胜的一大策略。战争中不忘行仁义，是分化、争取敌人的重要方法。行此，在很多时候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既可取得战争胜利，也大大减少了自己军队的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