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生活在以商丘为中心的殷商部族，能在夏朝约8000千个诸侯国中脱颖而出，经武力推翻夏朝，建立起殷商王朝500多年。周灭商后的宋国，又在周围皇姓大国的挤压下，生存700多年。那么，殷商部族凭什么能够取得如此伟业？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创造并不断创新发展的殷商文化，这一先进的文化正是殷商部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走向兴盛的精神动力，在其艰苦创业中发挥着重要的灵魂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河南工作时明确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为我们更好地实施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特别是对发掘研究殷商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殷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元，在先秦曾主导华夏文明1800多年，现将其起源的社会环境、丰富的精神内涵和鲜明的源头特色，简述如下，以供商榷。
一、殷商文化起源的社会环境
1.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殷商部族生息繁衍提供了优越的客观条件
殷商文化是以殷商部族为主体所创造的物质和文化遗存。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有其产生的社会环境。《诗地理考》记：“殷以溵水得名，契有功封商，汤始居亳之殷地，汤之故居，故兼称殷商，商言为国，殷言其地。”《诗经·商颂》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这说明殷商部族主要在溵水地区生息繁衍，这里是殷商部族的祖居地，“三皇五帝”之一的帝喾和帝喾之子契的封地都在于此，这里是殷商王朝前期都城亳地。现商丘古城南约16公里仍有溵水旧河，现名是大沙河。处于中原腹地的商丘，古为豫州之地，是黄淮河冲积平原，堌堆分布广泛，土壤深厚而肥沃，水源充沛、四季分明、温度适中、植被茂盛，物产及水产丰富，极利于人类生息繁衍。
2.火的发明实现了人类社会生动的第一次伟大革命
商丘历史悠久，是华夏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为华夏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距今约7000年，人们生活在茹毛饮血的社会，其寿命较短，进化缓慢，到燧人氏时代，人们受自然现象的启发，逐步发明和使用火，加快了人类进化的步伐，实现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人的寿命得到延长。《太平御览》记：“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而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于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号燧人氏。”火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可吃熟食、取暖、驱赶飞禽猛兽、烧荒开垦耕地等。清《统一志·归德府志》记：“古燧皇陵在阏伯台西北二里。”这说明燧人氏在商丘建立燧明国。
3.炎帝朱襄氏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
火的广泛使用有力地促进了原始农业向农耕文明的发展，商丘作为典型农业区为农耕文明的发展也作出了突出贡献。《路史》记：“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閟遏，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痰，乃令土达作五弦瑟引来阴风，以定群生，令曰《来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传三世而没。”其意是朱襄氏时期，天常刮干热风，造成阳气过盛，而阴气不足，阴阳失调，各种植物难于结果成熟，于是令士达制作五弦瑟，引来阴风，使阴阳二气平衡，万物结子，获得丰收，万民以安。由此看出，炎帝时期人们不仅重视影响农业生产的农具和耕作技术，而且对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也高度重视。炎帝朱襄氏是上古居住在商丘柘城一带的原始部落首领。在《吕氏春秋》注释中记：“朱襄氏陵在柘城县东十里，今地名朱堌。”这说明，华夏农耕文明在朱襄氏时期得到了很快发展和提高。
4.牛马畜力的利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农业与畜牧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帝舜时代，因商祖契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为商部落首领，由于他教化子民有方，成绩突出，被舜帝任为司徒，以教化万民。其孙相土继承他的事业，驯服马并发明马车，马在人们生产生活的运用，大大提高了社会交通运输能力。相土利用其便利的交通工具，使其疆域和影响力得到扩展，如《诗经·商颂》载：“相土烈烈，海外有载。”商部落第七世君子亥又驯服牛并发明牛车，《管子·轻重戍》载：“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说明商部落修立栅圈，驯养牛马猪羊，以为人兴利。牛马畜力运用于农耕和运输，大大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效率，使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牛马猪羊等牲畜的圈养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改善了人们饮食结构，促使我国完成了农业与畜牧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5.王亥经商，成为华商始祖
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殷商部族率先将牛马畜力广泛运用到社会生产生活之后，社会劳动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劳动产品有了剩余，社会财富增多。以王亥为首的商人赶着牛羊，带上剩余产品到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实现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发展生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管子·轻重甲》载：商汤时，夏桀娇奢淫逸，挥霍无度，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女乐歌伎“无不服文绣衣裳者”。故此，伊尹令商部落妇女日夜赶织“文绣纂祖”，以“一纯得粟百钟”的价格，来换取夏朝都城的粮食，这样夏都的粮食大批运往商部落。这也是商汤快速灭夏的重要因素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陶、睢阳（商丘）亦一都会也。”这是说当时定陶、睢阳（商丘）已是商业繁荣的都市。现王亥作为华商始祖逐步成为社会共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商人、商品、商业起源于商丘”。
如上所述，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伟大革命及多次社会大分工均在此完成、发展或体现。这正是殷商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并走向繁荣的客观条件。
二、殷商文化的精神内涵
殷商文化作为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其精神内涵有如下8个方面。
1.尊重自然的天道哲学
殷商部族是善于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民族，在上古“五帝”的帝喾时代，帝喾就迁其子契到商丘观察火星，以火星运行变化的规律来确定一年四季的变化，并逐步完善确立了一年24个节气，以此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道”是指自然规律,“德”是人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的社会能力。在厚重的殷商文化的滋养下，中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在这里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有商元圣伊尹，他强调以德治国，并著有《咸有一德》等著作。此后的老子、庄子等提出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五行生克”等哲学思想是华夏文化核心内容之一，对华夏文明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2.不偏不倚的执中路线
商丘古城南20多公里的高辛镇是几千年名字不变的古镇。这是上古五帝之一的高辛氏帝喾的封地和陵地。据《史记》《尚书》等历史文献记载，他顺应天时，知道百姓之急需，仁厚而威严，慈爱而笃实，取地之财物而节俭使用，教养百姓而顺性利导，施政不偏不倚，秉持中庸之道而平治天下。对国策的制定都能应天顺民，走中间路线，不激进、不妄为，循序渐进。这一中庸思想在后世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弘扬，并逐步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礼记·中庸》中有充分的阐述。中庸之道是最能顾及各方利益，实现社会和谐的最佳途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3.确立五教的伦理道德
殷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命为司徒，布施五伦教育，努力教百姓亲睦，使人们的五伦得到训顺，使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促进了家庭社会和谐稳定。这种社会和家庭的伦理关系在后世得到了传承、丰富和完善。这也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和谐相处、社会稳定，国家长盛不衰的重要文化基因。
4.与时俱进的革命胆略
殷商部族长期生活在黄河两岸，受黄河水奔腾不息、奋勇向前的感染，形成了善于根据时态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的特性。如商汤在自己浴盆上的铭文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在《礼记·大学》中有明确的记载，他能够在伊尹的辅助下顺应民心天意，做到与时俱进，开启了以有道而伐无道之先河，推翻了无道昏君夏桀的统治，建立起我国第二个奴隶制国家。
5.执政为民的仁德思想
仁德思想在殷商文化中具有突出位置，并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殷商文化的仁德思想，起源于殷契之父帝喾，并在殷商部族中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到周朝宋国的微子时，他把“仁德”丰富和扩展到仁义礼智信，后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典型事例有商汤的“桑林祈雨”和宋襄公的六次行“仁”等。这种仁德思想成为后世圣君、贤臣及名仕追求的理想目标。
6.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殷商部族在积极传播自己文化的同时，还能以博大的胸怀，广泛吸纳各地文化的积极因素。殷商部族是个善于迁徙的部族，他们每到一处都积极吸纳当地文化的积极因素，实现与其自身文化的不断融合、丰富、完善和提高。同时，殷商部族重视物品的交换，促进我国商业的发展。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是殷商文化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7.“网开三面”的发展理念
殷商部族是个勤劳而智慧的部族，他们能够根据自然万物的发展规律来组织自己的生产生活活动。对一些人们生活必需的食物严禁一网打尽、竭泽而渔，充分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商汤游猎，见到捕鸟者四处张网，并祈祷说天下四方之鸟皆入我网。商汤对此予以制止，并让其撤去三面网，只留一面，避免一网打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国策，这也是殷商文化先进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8.勇于牺牲的爱国精神
殷商部族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勇于为国献身的爱国精神。《史记·殷本纪》记载，太甲继王位3年以后，昏庸暴虐，违背了汤王的制度，败坏了祖业，为殷商王朝带来了极大隐患。对此伊尹作为右相痛心不已，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伊尹以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果断将太甲流放到汤王葬地桐宫。在太甲3年悔过向善后，伊尹又迎接太甲回朝，还权于他。又如《墨子·公输》记载，在墨子得知楚国要攻打他的祖国宋国时，他只身到楚国，阻止楚国攻宋，并通过与公输班攻守演练的胜利，迫使楚国取消攻宋计划，使宋国免受攻击。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不间断的重要因素，是民族血脉的重要纽带，也是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三、殷商文化的源头特色
商丘作为殷商文化的源头，有其自身源头特色，主要表现它具有丰富的首创性、元典文化的集聚性、融合发展的开放性和守正创新的连续性等。
1.丰富的首创性
殷商文化的源头特色首先表现在内容上的首创性。其主要表现在如下10个首创文化元素上，一是首施“中庸之道”，帝喾（商祖契之父）努力做到不偏不倚；二是首推“五伦之教”，殷契推行五教在宽；三是首做“以物易物”，商侯王亥开创商业先河，使其成为华商始祖；四是首开“革命先河”，商汤开启以有道伐无道，做到与时俱进；五是首禁“一网打尽”，商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六是首创“天道哲学”，商相伊尹自觉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七是首立“仁德文化”，使之成为殷商部族发展之根基；八是首阐“五行理论”，箕子教育人们科学认识自然万物；九是首举“仁义之师”，泓水之战，宋襄公虽败犹荣，使仁义美德得到弘扬；十是首筑“高台望母”，宋襄公尽孝道美名远扬等。
2.元典文化的集聚性
商丘殷商文化源头特色还表现在元典文化的集聚性。元典文化是指某以文化开始形成并具有典范作用的首要经藉。以商丘古城为中心，向周围约70公里内形成十分特殊的圣贤文化圈现象，其圣贤人物十分集中，古城东南约20公里有商元圣伊尹墓，伊尹辅助商汤灭夏建立殷商王朝，并辅助了商五位君王。他的天道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留有《咸有一德》《伊尹·九主》《太甲》三篇等文化典籍，被后人尊为“商元圣”。商丘古城南约65公里有“太清宫”，是道家鼻祖老子的出生地，其《道德经》等成为我国道家之经典。商丘古城西北约45公里有庄子文化园，庄子生于宋国的蒙墙寺，做过漆园吏，他的《华南经》等也是我国道家文化的重要经典。墨家是我国春秋战国时的显学之一，曾与儒家、道家齐名，其创始人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之后，作过宋大夫。其《墨子》成为墨家的原始经典。名家代表人物惠施是宋国人，著有《惠子》传世，成为中国名家典籍，其辨证思想在“历物十事”中得到体现。我国首位经济学家计然是现商丘民权人，著有《计然子》十五卷，成为我国最早商业理论之经典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丘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华元典文化的圣地，
3.融合发展的开放性
殷商文化能够成为华夏“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元，有其融合发展的开放性。殷商部族是善于迁徙的部族，能够根据经济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适时进行迁徙，且区域面积广大，据史书记载其大的迁徙就有13次之多，即有“前八后五”之说。从199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虞城县沙集乡马庄考古发掘的文物元素上看，这里含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仰韶文化和良诸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同时，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不墨守成规，如商汤在夏桀荒淫无道，民众盼望圣君来推翻夏桀时，在伊尹说服下，勇敢地打破了“愚忠”的束缚，开启以有道伐无道之先河，通过“商汤革命”推翻了无道昏君夏桀。
4.守正创新的连续性
殷商文化的核心是仁德思想，这是符合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道，殷商部族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都能恪守其道，并能够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做到创新发展。殷商文化的仁德思想萌生了殷契之父帝喾；殷契被舜帝任命为司徒，推行“五伦教育”时重于“宽”；商十四代君侯成汤实施“网开三面”重于“德”；周朝宋国第一位国君微子启又把仁德创新发展为“仁义礼智信”；孔子七代祖正考父又将仁义创新扩展到谦恭、节俭、低调做人，世有“三命而俯”之美名；后来孔子把仁德思想进行归纳整理，使之成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以上殷商文化的仁德思想不断创新发展上看，他们始终不忘“仁德”之本，守住正道本色，使之一脉相承，连续不断，做到了在守正中创新发展。
总之，殷商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一“元”，其内容博大精深，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和精髓，是中华文化的主根、主脉之一，并具有强劲的基因传承和时代价值。有其包容兼蓄、圣贤辈出的源头特征，具有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坚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这进一步证明了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对其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证明了“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的科学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