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问世以来,那把小扇是否实有其物,便成了读者心中的疑问。而且,如果实有其物,它的下落如何,更是不少人想知道的。笔者为弄清这两个问题,多年进行寻考,现把寻考结果奉献给读者。
孔尚任在《桃花扇始末》中说:“香姬(李香君名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有龙友小史(书童)言于方训公者。”方训公当时在桃花扇故事的发生地南京做官,看来此事不会有假。孔尚任的《桃花扇小识》说,桃花扇是“妓女(指李香君)之扇也,荡子(指侯方域)之题也,游客(指杨龙友)之画也”,说明了桃花扇的成因。据侯方域《壮悔堂文集》等史料记载:侯方域在崇祯十二年五月去南京应己卯科乡试期间,在朋友的介绍下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识,两人一见钟情。陈其年《妇人集》中说:“姬与归德侯方域善,曾以身相许,设誓最苦。”其誓词由侯方域和李香君的介绍人之一陈贞慧(定生)保存了起来。后来侯方域受阉党迫害,将被逮捕入狱,离开了南京,有权奸要娶李香君做小老婆,李香君“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血溅扇上,画家杨龙友“借血点而染花”,因此成了“桃花扇”。当时在南京的作家余怀记载南京秦淮河畔妓院诸事的《板桥杂记》说:“生(指侯方域)与香定情之夕,以宫扇一枝为赠,生去,香把玩不离手,田(田仰)使往劫时,香坠楼不死,血迹溅扇上,杨龙友就血点添写枝叶,为折枝桃花,香觅人以扇寄生,生感之,为作《李姬传》。孔云亭(孔尚任)谱《桃花扇传奇》记其事。”余怀是侯方域的朋友,也和李香君相识,关于桃花扇的记载这样详细,桃花扇真有其物是确实的。
那么,桃花扇原本在李香君之手,后来到底流落到了何处?有传说认为,李香君后来随侯方域来了商丘,把这把扇子带到了侯家,李香君与侯方域原配常氏相处和睦,把这把扇子传给了侯方域的女儿。为查明真伪,我翻看侯方域著的《壮悔堂文集·答田中丞书》,文中说:“仆(指侯方域自已)之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偶语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调。’仆因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未几,下第去,不复更与相见。”由此来看,所谓李香君把这把扇子带到了侯家、传给了侯方域的女儿是子虚乌有。
我采访明朝末年与侯方域一同被世人称为“为天下持大义”的“四公子”之一陈贞慧的后代陈舜肃女士时,听她说陈宴生知道有关桃花扇的事,于是,我采访了陈宴生先生。陈宴生先生也是陈贞慧的后代,他向我说:“陈家是从江苏宜兴迁来商丘的。我的祖宗陈贞慧的四子陈宗石是侯方域的女婿,是侯方域和陈贞慧在患难中为儿女订的婚。后来陈家败落,陈宗石十四五岁时跟他父亲陈贞慧来商丘入赘,从此就在商丘落户,成了商丘人。陈宗石有二子:陈履中和陈履平,都做过京官。后来陈家代代都有做官的。”我问他桃花扇的事,他说:“桃花扇确实一直在陈家。清末咸丰年间,陈贞慧的七世孙陈重还中了举,桃花扇就由他保存着。”
怪不得商丘有那么多关于桃花扇一物的传闻,原来如此。
陈宴生先生还说:“据说还有李香君自己画的小像。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了商丘,因为当时在家休养的御史陈坛带兵守城,归德城被攻破后陈家的人都受陈坛的牵累,几乎被杀光,有人就到北京找陈重。在京里做官的陈重听说后就回家来,把陈氏家产收拾收拾,重新修建了第宅,陈家不久又兴旺起来。后来,陈家有俩人拿着桃花扇上北京献给了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祖母是陈家的闺女,袁世凯赏给两个知县的官。”我问他桃花扇是由李香君传到陈家的吗,他坚决否定说:“根本没有此事。”
陈宴生说桃花扇后来落到了陈家,但至于是怎样落到陈家的,他说不清。
后来我读到198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郑逸梅著的《艺林散叶》,得知郑逸梅曾向人介绍过桃花扇的下落:“李香君之桃花扇,藏侯壮悔(侯方域字)后人家。曾持之至北京,民(国)初,陶伯铭犹于市上见之。扇为折叠式……扇正(面)背(面),清初人题咏无隙处。且以紫檀为盒,内衬白绫,绫上亦有题识。伯铭欲购之,而(持者)索值五千金,难以应。其人持去,再访之,已无踪迹矣。是扇张伯驹(河南项城人,袁世凯老乡)曾目睹之。”桃花扇“藏侯壮悔后人家”,也证明桃花扇确实传到了商丘古城;联系到陈宴生的口述,桃花扇应该是在归德“七大户”之一的陈家保存了很长时间。但还不清楚由侯家传到陈家的过程。
后来查到张一民先生著的《〈桃花扇〉真迹考》,读后觉得张一民先生掌握的资料比较丰富、具体、翔实,且透露出了一些桃花扇的流落痕迹。文中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明清遗书五种》中收有陈重的《花著龛诗存》,里面有一首题为《阅桃花扇传奇》,中有“板桥留合壁,扇底记曾窥”句。注说,“原扇存振斋从兄处,并另有一扇画香君小像。香君母(假母)贞丽,有为先处士公(指陈贞慧)画扇一柄,远山一角,绝似云林,款书:‘定生词宗’。字亦淡雅有致。下署‘贞丽’二字,盖一小印,印泥鲜艳如新,存可斋从兄处。”陈重是侯方域的亲家陈贞慧的七世孙。陈贞慧是明末“复社”中坚,在南京因与“复社”名士吴应箕等写揭露阉党头子魏忠贤的干儿子阮大铖的罪恶老底的《留都防乱揭》,名振一时,后来阮大铖做了南明朝中大官,将他逮捕入狱,后被人救出;入清后隐居不出十多年,著有《陈处士遗书》,所以陈贞慧被称为“处士”。陈贞慧的第四子陈宗石十四岁入赘侯府,所以不但得以收藏其父陈贞慧的遗物,也得以收藏侯方域遗留下来的李香君的遗物,其中就有杨龙友钩染的桃花扇,另外还有一柄绘有“香君小像”的扇子,传予后代,曾保存在陈重的从兄陈振斋处。陈贞慧是李香君的假母李贞丽的相好,李贞丽为陈贞慧绘的山水画扇,也由陈贞慧传给了后代,保存在陈重的另一从兄陈可斋处。陈重的诗注也不是一家之说,清乾隆时著名诗人王文治有《题薛素素自写小照为陈伯恭太史二首》:“(一)清箫画里欲黄昏,风景依稀认白门。休话当年金粉事,板桥秋雨没苔痕。(二)香君小像断纨存,扇上桃花若有魂(伯恭令叔澂道人藏有李香自写小照)。惆怅南都风月稿,只今收拾付梁园。”王文治为江苏丹徒人,清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官侍读;擅书法,精鉴赏,工诗词,著有《梦楼诗集》。这两首诗收在《诗集》卷十四,是写给陈伯恭(陈宗石的重孙)的。陈伯恭名崇本,清朝乾隆四十年进士,曾官宗人府府丞、署副都御史。陈宗石长子履中、次子履平俱官科道京卿。陈伯恭为履中孙,因其善书画,精楷法,收藏图籍甚富,与爱好书画的王文治交往甚密,王诗第二首提到了李香君小像,是其“令叔澂道人”的藏品。所谓“澂道人”即陈履平的儿子陈濂,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官编修,未馆选时与王文治同居京师,互为师友;王文治将女儿许配给陈濂的第三子陈杲(嘉庆六年进士,官编修)。因此,他曾多次到商丘,在陈府看到过陈于庭(陈贞慧之父)、陈贞慧、侯朝宗、吴次尾、冒辟疆等诸先民的遗迹。又得以鉴赏到李香君、薛素素等人的自写小照,留下题诗。据诗中“香君小像断纨存,扇上桃花若有魂”等句分析,王文治看到的“李香君自写小照”是画在纨扇上的,应当是陈重《阅桃花扇传奇》诗注中所提到的画有“香君小像”的那把扇子。
那么,桃花扇是怎样传到商丘陈家的呢?读余怀的《板桥杂记》,得知是先传到了侯方域之手。《板桥杂记》说“香觅人以扇寄生”,是李香君觅人将桃花扇寄给侯方域的。李香君为什么、又是怎样觅人把桃花扇寄给侯方域的呢?查史书记载得知,原来侯方域在南京为逃避阉党余孽的逮捕,离开南京,到扬州去找领导抗清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受史可法差遣,到在徐州、商丘一带抗清的总兵高杰军中做参将;高杰受暗通清兵的许定国所骗,被许定国骗到睢州杀害。之后许定国引清兵过了黄河。侯方域劝军中的主要将领整顿兵马抗清,无效,致使抗清的军队一溃数百里,商丘一带很快沦入清兵之手。侯方域辗转在安徽境内,正在为去南京还是去扬州举棋不定的时候,和李香君托的寄扇人邂逅而遇,寄扇人把溅着李香君血迹的桃花扇和李香君的书信交给了侯方域。从此,桃花扇就由侯方域保存了。无疑是后来侯方域回归德将桃花扇带到归德,因为侯方域的女儿是陈家的媳妇,后来传到了陈家。
那么,寄扇人是谁?为什么帮李香君寄扇?又是怎样帮李香君寄扇的呢?读李香君《在南都后宫仅寄侯公子书》得知,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别后,李香君“终日以眼泪洗面”;忽然有消息传来,清兵南进,“地坼天崩,神州忽报陆沉之痛”;从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此数月中,烽烟蔽日,鼙鼓震空”。没想到南都阉党余孽马士英入阁做了首辅,阉党头子魏忠贤的干儿子阮大铖被马士英提为兵部官员,他们不事抗清,“而翻三朝之旧案,党祸重兴;投一网于诸贤,蔓抄殆遍”。而李香君因为以前却阮大铖托人送的妆奁,与阮大铖产生旧恨,阮大铖进行报复,李香君“几蹈飞灾”,“所幸(杨)龙友一力斡旋,方免钦提勘问。”然而阮大铖为了让南明皇帝朱由崧取乐,选歌妓到宫中排演他作的戏剧《燕子笺》,又逼李香君进宫“充乐部”,“天子无愁,相臣有度”,李香君“言之伤心”,于是写信给侯方域诉说自己遭受的迫害与苦难;正好有李香君的教曲师傅苏昆生的幼弟、侯方域的朋友说书艺人柳敬亭的远房宗族“共隶梨园之队”,他们怜悯李香君可怜,行侠仗义,愿帮李香君送信,“慨作黄衫之客”。李香君“远望中州,神飞左右”,想写信时觉得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向侯方域说,而当铺开信纸后,却悲痛得“竟无一字;回转柔肠,寸寸欲断”。好歹把信写成,托苏昆生的幼弟、柳敬亭的远房宗族送信时,把桃花扇和一个香囊“并玉玦金钿各一”也作为附寄。李香君感叹说:“吁!桃花艳褪,血痕岂化胭脂?豆蔻香销,手泽尚含兰麝。妾之志固如玉玦,未卜公子之志能似金钿否也?”此时是“宏光二月”,信文下署:“香君手缄。”由此可见,侯方域接到的李香君的信和附寄的物品是苏昆生的幼弟、柳敬亭的远房宗族帮寄的,或者是他们把信和物转给了苏昆生和柳敬亭,由苏昆生或柳敬亭不远千里,费尽周折送到侯方域之手的。《李香再致侯朝宗书》中说:“顷者,苏、柳二老莅止,奉君复书”,证明了这一点。
陈宴生先生说他陈家有俩人拿着桃花扇上北京去献给了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祖母是他陈家的闺女,有亲戚。我采访陈舜肃女士时,她也说袁世凯的祖母是他们陈家的闺女。这在张一民先生著的《〈桃花扇〉真迹考》中也得到了印证。《〈桃花扇〉真迹考》说,晚晴桐城人张祖翼撰《清代野记》,在《雁门冯先生纪略》一章中透露出项城袁保恒曾向同僚出示过桃花扇。文曰:“项城袁文诚(袁保恒)过临淮,遣人以卷子索勤恪(乔松年)题咏,乃明季李湘(香)君桃花扇真迹也。扇作聚头式,但余枝梗而已,血点桃花,久已澌灭,仅余钩廊。后幅长二丈余,历顺治至同治八朝名人题咏迨遍。勤恪命公(冯志沂)咏之,公曰,‘言为前人所尽’。但署观款以归之。予时年尚幼,宝物在前不知玩览,可惜也。侯与袁世为婚姻,故此卷藏袁氏,今不知存否?”袁保恒为河南项城人,原为清漕运总督袁甲三(袁世凯的祖父)之子,道光末年进士;曾随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参加亳州、怀远诸役,后从左宗棠镇襄办转饷事宜;历官至内阁学士,户部、吏部、刑部侍郎。桃花扇何以能到袁保恒手里?张祖翼说是“侯与袁世为婚姻”故。袁保恒的继母为商丘陈氏女。在《项城袁氏家集·母德録》中有袁保恒、袁保龄泣血敬述的《陈太夫人行述》,称:“先继慈姓陈氏,商丘太学生赠翰林院编修讳囗公女,生长名门,博稽群书,识大体,明大义。”可惜的是,《行述》中于陈太夫人父讳没有刊印出来。但依据袁保恒的行年和陈氏子孙的履历,大致可推测陈太夫人的父亲(也就是袁保恒的继外祖)为陈宗石的来孙(玄孙的儿子。自身以下的第五代。《尔雅·释亲》:“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陈坛。陈坛是清朝道光十五年进士,散馆授编修,任礼科掌印给事中、福建道御史;其祖陈杲为嘉庆六年进士,其父陈焯为嘉庆十六年进士;其曾祖即陈濂。陈坛的女儿为父母所钟爱,一直慎选良匹,待字二十四年才嫁给了袁甲三。有这层关系,袁保恒才得以将桃花扇真迹拿出来示人,安徽巡抚乔松年和按察使冯志沂也有幸成为目睹者。张祖翼年幼时曾随出任安徽巡抚幕的父亲赴皖,并受业于冯志沂,他在冯的公署住了二年,亦有幸成为旁观者,虽然他不知玩览,但却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清代野记》才有了这段趣闻。
由此来看,桃花扇是陈家人到北京献给了袁世凯,所以才得以到袁氏家族人手中的。
张一民先生的《〈桃花扇〉真迹考》还提到:再有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曾以笔名“丛碧”在《春游纪梦》中发表《崔莺莺墓志铭与李香君桃花扇》一文,称:“余二十余岁时,即闻岳武穆书《出师表》与杨龙友画李香君之桃花扇,同在项城袁氏家(为袁保恒之嫡支,非袁世凯之一支)。”后知武穆书《出师表》确在袁氏家,与《满江红》词皆明人所伪,是以书体近祝允明。桃花扇则不在袁氏家,仍藏壮悔(指侯方域)后人手,曾持至北京,故友陶伯铭见之。扇为折叠扇,依血痕点画数笔。扇正背,清初人题咏无隙地。以紫檀为盒,内白绫装裱。绫上题亦遍。伯铭极欲购藏,而索价五千,无以应,持去。再访之,人已不在,扇迄今无消息,恐此二尤物,已均流入日本矣。如张伯驹所说,桃花扇虽未藏在项城袁氏家,但曾于袁保恒手上出现过,正因为他曾经向同僚征索过题咏,社会上才会有桃花扇在项城袁氏家的传闻。但张伯驹称其“仍藏壮悔后人家”的说法却不够严谨,实际上还是藏在商丘陈氏家。1986年5月5日《中国书画报》发表了赵前的《张伯驹目睹桃花扇》说:“明末桃花扇,由钱壮悔(陈重次子陈实铭化名)后人收藏,民国初年曾携北京。”
至此,桃花扇的流落过程已经相当清晰了。它是李香君被逼进宫“充乐部”时,在南明宫中托人寄给了侯方域的,侯方域一直保存着,后来回归德,传给了他女儿嫁给的陈家,之后一直保存在陈氏家族中;再后来陈氏族中有人到北京献给了袁世凯,因此才得以到袁氏族人手中,后来又传到了商丘陈家。民国初由陈家人带到北京,不知怎么在街市上出现,“陶伯铭犹于市上见之”,“伯铭欲购之,而索值五千金,难以应。其人持去,再访之,已无踪迹矣。”推测“流入日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