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在《奔流》杂志第八期发表的诗论中，曾经提出纯诗的三境界：“木、火、炭。”“木是大自然的造化，是最原始的最纯净的诗心”；“木燃成火是来自灵魂的自燃”，“蓄着激越情感和烤灼的精神力量”；“木头的至高境界不是火，而是炭”，“炭的灵魂永远是不会熄灭的火”。这就是说，纯诗从原生态（木）开始，经过诗学的精神力量（火）的淬炼，从而达到幻象（炭）的诗学境界。 最近，我又写了两篇试图达到学术性高度的诗论——《纯诗境界论》和《纯诗境界再论》，分别在河南省文联主办主管的文艺评论杂志《南腔北调》今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发表。《纯诗境界论》从诗学实践的角度，在原生态自然、人性和精神生命三个方面论述纯诗及其境界，并具体分析了近期的热搜作品。比如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为什么受到一些读者的热捧而又受到一些读者的唾弃呢？就在于作者大胆而直接写人性给诗坛刮来一股清新的风，所以为人们所赞叹，而又因为没有追寻到纯诗的至高境界则让人们所惋惜乃至所诟病。热捧者和诟病者都有自己的道理，只是他们评判作品的角度和层次不同而已。《纯诗境界再论》从诗学理论的角度论述纯诗及其境界，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纯诗境界的神秘性指向：隐秘和无限；纯诗境界的灵魂表达：诗学力量的根源；纯诗境界的时空拓展：境域、新的复合体以及在此意义上的境界追寻。这些论述结合心理学、哲学和跨界学科的科研成果，试图从深层次探讨纯诗的诗学理论问题，通过理论的深度认知拓展诗学的研究思路和深化诗学议题。 那么，研究纯诗及其境界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会有什么作用呢？ 讨论纯诗及其境界的意义，我想不应该脱离对于诗的本身的认识，就是说，第一位的就是要弄清楚诗学的本性是什么？接着就会带来第二个问题，诗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复杂多变的，诗的天敌，就是说非诗的东西会经常性的干扰诗，企图改变诗的本性。我们有责任阻止非诗对于诗学的干扰。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古代，中国的和外国的很多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于诗的认知往往不是从诗的本性开始，而是给予附加非诗的东西，诸如伦理道德和说教，要把诗变成自己的实用工具，这是目的论。著名生命诗学家于赓虞在一百年前发表过一篇诗论《孔丘与亚里士多德论诗的比较》，他认为，“孔丘的诗论，支配中国人对于诗的观念有两千多年”。而孔丘的诗论其实就是“诗教”，“孔丘对诗的误解，就在他的功利观念太重，只讲诗的价值，而不论诗之是非。将诗当作一种政教的工具，其流弊，不但使读者向诗里求道求教，失去其欣赏艺术正当的态度，而且使作者的灵情亦窒灭于道与教中，失去其艺术表现正当的精神”。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诗，也是一位目的论者，他就代表道德观念很重的希腊民族，将诗之动机估作道德的价值，结果说诗是教训的，而诗人就是一位教师”。而真正的诗人却在不断探求诗的本性，比如提出纯诗概念的后期象征派大师瓦莱里。他的纯诗概念主要包含这样两个意思，一是感觉，二是幻象。诗的感觉是第一位的，诗人不受各样的“诗教”的影响，从直觉出发，寻找诗的意境。幻象既是诗的形态，又是诗的本质，它纯粹而深邃地蕴藏着诗的意境。从浪漫主义诗学以来，诗，在其本性的认知和发展中，诗人们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中国的新诗也是如此，从开创到成熟，以诗的本性为根本，创造了很多富含美学的广为读者喜爱的优秀诗作，诸如戴望舒的《雨巷》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当然，纯诗并不是以纯为目的，“纯”只是起点，境界的追寻才是创作的升华。我们熟知的西方现代派诗人三巨头的代表作品，艾略特的《荒原》、瓦莱里的《海滨墓园》和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分别创造了“荒原”“海滨墓园”和“天使”这些巨大的诗学幻象，使作品达到了人的精神生命追寻的至高境界。我国新诗潮之后的诗人海子和顾城都站在中国新诗至高点，创造了巨大的诗学幻象，比如海子的诸多长诗和顾城的《鬼进城》，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高点标志。这种纯诗境界的追寻在继续，最近张鲜明出版的以“鲜明之幻”为统领的三部诗集，是对海子和顾城的承续和发展，纯诗境界的追寻创造了诗人独立的诗学，可以说也成为新诗的时代性的高点标志。 由上可知，中国新诗越来越拒绝非诗的歧路，越来越靠近诗学发展的轨道。纯诗境界的追寻，为新诗发展提供了正确的路径。 再说第二个问题。关于非诗性的元素对于诗学的影响，谢冕教授在他的中国新诗史研究著作《新世纪的太阳》中这样表述，由于“意识形态的投入”，对“纯诗的否定”，“群体对个人的取代”，“集团艺术的倡导”，诗的方向开始转变。三十年代中后期以后，“规定艺术主流，规定创作方法，规定表现手段，甚至规定情感基调，总之，严格规定文学和诗歌的价值观念并约定它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规定性造成了艺术的空前窒息”。“诗用”冷落了或赶走了“诗美”，甚至有人提倡口号入诗，那就践踏了诗。其实，不独在中国，就是在西方，非诗的东西也在干扰诗学的发展。据北岛介绍，美国普利策诗作奖获得者盖瑞·施耐德说，“在诗歌的生态世界中，最大掠食者是金钱”。扩而展之，这里的“金钱”不仅仅是拜金主义，还有庸常和世俗的侵蚀。非诗的力量对纯诗的侵蚀还表现在意识疾病上。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科林伍德在他的专著《艺术原理》中说的，诗的“最危险的心理疾病——意识腐化症”。而对于这种“意识腐化症”，他认为要靠诗人去医治，因为“药物就是诗歌本身”。 所以我认为，研究纯诗及其境界就是从诗学的根本上拒绝掠食者对诗的骚扰，就是医治意识腐化症的良药。因为，诗人只有保持纯粹的诗性意识，他才能写出纯粹的诗。 从以上所谈论的两个方面的意义又可衍生出这样两个价值，一是通过诗学本性的学术研究强化诗学自身的抗体，增强它的对于非诗干扰的免疫力。北岛和白洋淀诗群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那个口号诗、概念诗为主流的年代，那些青年却以自我意识为引领，以诗学精神的探索为统领，创作出了超越那个时代的能够承续二十多年前的九叶派诗人的作品，避免了中国新诗受非诗因素干扰过长时间。当思想解放的时候，他们的诗学精神迅速拓展，形成了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新诗潮，使中国新诗这艘不惧风浪的巨轮在正常的航道上行驶。二是通过诗学本性的学术研究可以继续发展中国新诗诗学。比如新诗潮从潜流经过激流进入到泛流时期，我国新诗形成了新的诗学即幻象诗学，不但使新诗保持纯净的诗学状态，又使新诗诗学得到发展和深化。 所以我想，新诗的发展要靠诗学实践和诗学理论的双重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