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豫东商丘，有一座百年医院。医院位于归德古城北门外，当地人习惯叫它“北关医院”。我与“北关医院”同城多年，却未曾探究过其由来。直到“洋笑星”大山来此“寻根”，我才与更多人一起透过历史尘烟，知道了它早期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北关医院”的前身是“归德府圣保罗医院”，由加拿大圣公会创办于1912年。最初医院建在开封，叫“三一医院”。1915年，三一医院迁到归德府古城，在城内西马道街圣公会救主堂内开诊。1917年，三一医院在古城城北马楼庄南买了48亩地，建了4座平房，1919年迁至现址。1923年，医院门诊楼、病房楼全部落成，正式挂牌为圣保罗医院。从此，豫东大地便矗立起一片异域风格的洋楼群，犹如一片片枫叶，绽放着救死扶伤的光芒。1951年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先后更名为“商丘专区人民医院”“商丘地区人民医院”。商丘撤地建市后，医院更名为“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北关医院”的洋楼群是风景也是文化，每栋楼均为青灰色铁屋顶挑角，仿西方宫殿式建筑风格，门诊楼、住院楼、专家楼为青砖墙面，白灰勾缝，一扇扇木窗错落有致，百叶窗多了几分静洁。门诊楼内顶榫卯的板条严丝合缝，彰显着华夏兼容并蓄的文化思想和建筑智慧。

　　洋楼群仿佛一幅世纪画卷，现在看上去外表斑驳而深沉，毫无当代建筑的明亮，但其形其色历久弥新，古朴典雅，耐人寻味。回眸一个世纪前，这楼群对当时的豫东民众来说无疑是一道令人向往而又心生敬畏的风景，即便是县城住楼房的人，见过如此恢宏建筑群的也屈指可数。

　　万事开头难。“北关医院”建院初期，“洋大夫”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化解老百姓对西医的认知障碍，这障碍来自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1922年，大山的爷爷和奶奶，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来到了中国。他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6周强化培训后被派到了商丘，成了圣保罗医院的首任医生，他多施恩惠，被当地群众称为“饶大夫”。他与穿白袍、白袜、白鞋，人称“姆姆”的护士们走村串巷，送医上门。继“饶大夫”之后的郭海伯、布朗两位医生也紧握接力棒，行医施善，为当地老百姓接触西医打开了一扇门。

　　无论是“饶大夫”背药箱、骑毛驴，行走在荒村野径，还是之后医院的救护车颠簸在荒郊野外，汽车与西医一样是罕见的。孩子们跟着汽车跑几步，闻一闻汽油味儿都会非常欢喜。老百姓一开始把这些“洋玩意”看作“瘟神与怪物”，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在灾荒、瘟疫频发的年代，无钱看病的老百姓对送到眼前的医药难免心动。加上“洋大夫”与护士们态度真诚，收费低廉或免费，才有人在一度抵触、观望后敢听天由命地赌一把——尝试西医。由此，越来越多的人接触了“温度计、听诊器，手术器械、血压仪，无影灯光锃锃亮，药片小针加点滴”，人们在既排斥又无奈的担惊受怕中，感受了与中医同样能治病的西医。由于几任医护的博大医爱和贫困的人们“破茧”就医，使中医和西医在豫东田野相逢、碰撞与交流，也成为穷苦老百姓认识和体验西医的序曲和缩影。

　　几任“洋大夫”和医护人员不远万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来到豫东，践行人道主义，为医院的起步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他们虽然没有像白求恩大夫那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但也有命悬一线和生死离别的考验与悲伤。北京奥运会期间，大山与郭海伯的外孙意外相逢。大山喜获郭海伯写的《归德府回忆录》一书，得知郭海伯为抵抗侵华日寇，在医院开办避难所，使数千人免受战火蹂躏，他也为此差点丢掉性命。1925年，“饶大夫”一家因战乱离开商丘回国。归途中，“饶大夫”的两个儿子先后因病而亡，女儿因惊吓而患抑郁症。闪失双子给“饶大夫”及其家人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痛。

　　2007年秋，大山带着家人再次来商丘“寻根”，大山的父亲在“绕大夫”当年的卧室看到了当时一家五口在门前的合影。大山的父亲哽咽了：“我没有见过这两个哥哥，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他们了。”大山一家人泪眼婆娑。还是这楼门，还是这台阶，还是这角度，大山一家人又一次合影，穿越时空的合影讲述了大山一家人与这个百年医院的渊源。大山的父亲记得，父母说起在中国的生活时表情喜悦，常用汉语默默交流，老两口把伤痛深埋心底，把愉悦留给了家庭。岁月沧桑不仅述说着亲情之殇和路之漫长，也折射出国际主义精神和人类医学的力量。

　　岁月流逝，万物更新。今天的“北关医院”已成为河南省五大区域医疗中心之一，几代人的奋斗与奉献铸就了今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