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那个神经官能症又犯了：头疼，胸闷，乏力，失眠——天天夜里两点多钟就醒了，大睁着俩眼再也睡不着觉，难受得要死的味都有。唉！这都是几十年前落下的病根。

　　啥？你说你也受过大的刺激？你个老东西，不就是那时我家成分高，影响你在部队提干了。你转业到几千里地之外的兵工厂，不愁吃，不愁穿，一年休一次探亲假，哪里知道我这个弱女子，20多岁时就撑起这个家的一片天，当年遭的那个罪眼都不能睁。

　　你说啥？几十年前的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听得耳朵眼都磨出茧子来了。我挑明地说，今个你哪儿都不能去，给我老老实实坐在沙发上，支起耳朵再听一回——不想听也得听，不要嫌我絮叨。我说出来心里会好受点。

　　说起来真的话长了。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天，我正坐在百货三店的收银台上看账本，主任叫我跟她来到她的办公室。只见那儿坐着两个陌生人。他们自称是工作队的，说我的父亲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叫我划清界限，大胆揭发。我说父亲是个怪人，连话都没跟我说过。况且我是出家和尚外家僧，根本就不知道他有啥问题。后来，他们又三番五次地找我谈话，我还是实事求是地重复那几句话，他们竟板着脸训斥我思想落后。你说冤枉不冤枉？

　　几个月后，“文革”兴起了。俺那百货三店的门上、橱窗上贴满了关于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大字报。我咋咋也想不明白，解放前我才四五岁，怎么就成了那个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呢？没过多久，大字报升级了，勒令我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交出会计大权。我一下子蒙了，我这个门店的小小会计，够得上“走资派”吗？一天，县百货公司来了几个人，勒令我交出会计的钥匙和几年的账本，回家反省。反省啥？我一没贪，二没占，冤屈、痛苦，真能把我的心撕碎，成夜成夜睡不着觉，脑袋变成了木头疙瘩，从此患上了神经官能症。有天下午下班前，叫我回到店里，百货公司的人当众宣布，我管的几年账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可以继续当会计。我一听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斗胆说，我没资格当会计，说破天我也不当会计，就当营业员吧。

　　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一年之后，正当我休产假的时候，一个新的运动又搞起来啦。有一天，两个工作队员找到我家，他们通知我提前上班。我说按规定女职工歇产假45天，我才歇半个多月，不该上班。后来他们再三登门动员，说是百货一店是个大营业部，刚挖出一个贪污犯，需要我去临时管账，这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希望我能顾全大局，牺牲点个人利益。万般无奈，我只好在休产假20多天之后，拖着虚弱的身体去当临时会计了。以后每天吃过晚饭喂过孩子，我再去一店开会学习 ，一直熬到夜里9点多钟才让回家，不满月的孩子跟着遭罪了。你说我心里啥滋味？

　　工作队叫原会计在楼上反省 ，让家人给她送饭。路远饭凉，半个多月下来，肠炎便找上她，拉肚子拉得四肢无力，脸色焦黄，吃药也止不住腹泻。我在楼下办公，有天上楼看到原会计要死不活的样子，就建议送她去医院治疗。不料一个工作队员就怒目圆睁，训斥我立场不稳、包庇坏人。我含着泪说，如果再不送医院治疗，死了人谁负责？好在工作队最终还是把原会计送医院了，后来也没有查出她大的问题。我却白白挨了一顿训，冤不冤啊？

　　一个月后，百货一店揪出一个批判对象，说他解放前参加过会道门。有天晚上开批判会，喊“打倒”之声响成一片。我因身体虚弱，坐在会场的后边昏昏欲睡。工作队长点着我的名字叫站起来，大发雷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批判会上睡觉。我说没有睡觉。他声色俱厉地质问我批判阶级敌人为什么不发言，我说我年轻，不知道会道门是咋回事。他说人家批判时你不能往前站站，跟着喊喊口号。我哑口无言，憋屈得泪水直往肚子里流。

　　唉，也该我晦气，总有倒霉的事儿找上门来。那天居委会主任来到我家，说我家成分高，父亲又戴着“帽子”，父亲下放农村了，我也得走。我据理力争说，新社会不能搞株连，他是他，我是我。我又有工作，没在城里吃闲饭，不该下放。她几次纠缠，我不理她，她却跟着我到百货一店找俺主任。她说，我们居委会认为，小吴家庭成分高，他父亲又戴着“帽子”，应该下放农村，再说俺居委会下放居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俺主任说，小吴是俺单位的正式职工，不符合下放农村的条件，这事儿用不着你管。听着我又感动又气愤。感动的是主任主持公道，说话硬气；气愤的是那居委会主任骑到头上拉屎，气得我心里直打哆嗦。

　　老东西，你说啥？过去的事儿早就翻篇了，早该从几十年前的阴影中走出来。你这话说得跟吃灯草灰那样轻巧，可是事儿没搁你身上。告别过去朝前看，这大道理我早就懂得。没错，我心胸窄、气量小，心里没真正迈过那道坎。可说实话，有时我也真的是身不由己，不知咋的碰到哪根神经，那该死的神经官能症就又来折磨我了。不过，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彻底走出那个年代的阴影，真不想在新时代掉队哩。